工商社論》無力解決「不平等」,智利反政府野火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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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主筆室】

智利政府10月底宣布,停辦11月的亞太經合會(APEC)和12月的國際氣候峰會,前者影響到川普和習近平的正式會面與貿易休兵,後者則已經由聯合國確認,西班牙政府願意接手辦理氣候變遷公約的第25次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5)。餘波盪漾之際,讓人好奇的是,為什麼會罕見的發生主辦國臨時停辦的特殊狀況。

事實上,由智利所主辦12月2日到13日的氣候峰會,已經因為2018年10月底當選、素有「巴西川普」之稱的右派總統波索納羅於2019年1月表示,不要辦理這個與地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有關的會議之後,由智利政府臨時接棒。相較於其他南美各國的經濟現況,智利總統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10月底宣布,停辦11月的APEC峰會和下個月的國際氣候峰會,令國際社會錯愕。經歷1973年到1990年皮諾丘將軍的「軍政府」專制統治之後,從1990年以來,除了2010年到2014年已經做過四年總統的現任總統之外,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經濟發展程度屬於中南美洲的「前段班」。如今因為首都地鐵票價的漲價,從街頭衝突到引爆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inequality),確實讓人不解。

據經濟部國貿局的智利國家檔案,2017年國民平均所得1.5萬美元,失業率6.4%,經濟成長率1.5%,2015∼2017年的平均成長率1.8%。OECD在2019年5月出版的經濟展望,當時預估2018∼2020年則分別成長4%、3.4%、3.3%。但是在2018年的經濟展望中,當時OECD建議,智利政府應該減少對於自然資源(例如大量輸往中國大陸的銅)之依賴。

2018年當選、現任中間偏右的總統,政策作為不同於過去長期執政的左派政府,引爆這次反政府抗議風潮的導火線,則是因為「上漲的不是勞工的薪資,而是首都地鐵在尖峰時刻的票價」。

細究其根源,因為街頭抗爭進而宵禁、甚至進入緊急狀態之政治情勢,在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之後,智利總統皮涅拉於10月22日公開道歉、28日大幅改組內閣,也沒有辦法挽回局勢。面對基層群眾因為長期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現象,其所提出的補救方案是調高最低工資和退休金的社會福利措施。

當貧富不均的問題,成為各國政府必須面對的普遍現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也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

針對當年蘇聯和中共的計畫經濟體制,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曾經說過: 「一個認為平等(結果平等)比自由更重要的社會,到頭來就會平等和自由兩頭空」。就此而言,自由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孰優孰劣,經濟學家或許早有定論。

由於「平等的待遇」與「應該得到的待遇」之間,要如何隨著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對所有政府來說,幾乎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社會福利措施與支出的「易放,難收」。

而如果不按照「個人的功績(貢獻)」、而是依照「個人的需求」分配國家的所有資源,藉以增進人民經社條件之平等,普羅大眾所渴望追求的「公平」社會,在現實的政治世界裡面,似乎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無解的難題。

以智利政府10月中旬面對年輕世代抗議地鐵票漲價的初期,並沒有體認到衝突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有其更深層貧富不均的社會因素。由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特別重視條件的平等,也因此,當貧富差距愈形擴大成為「普世現象」,當前各國民眾對於社會主義「平等」價值的渴望,同樣也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各國,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在南美洲可謂「經濟模範生」的智利,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改善貧富不均現象,換言之,問題並不是經濟體制的本身、也未必是國家經濟是否開始衰退,「問題是在政治」,「問題是在分配」。就算在歐美國家沒有揮之不去的貪污腐敗,也都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也都成為選舉的重要訴求。

值得觀察的是,當各國都因為貧富差距愈形擴大,民眾對於社會主義「平等」價值的渴望就會增強,甚或進而形成希望偏左派政府能夠施展雷霆手段,救助貧苦的無產階級和青年人。無論是歐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氛圍尤其在選舉過程中更加凸顯,值得朝野有識之士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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