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六四或隱瞞六四?香港正竭力保存中國想遺忘的那段記憶

Thousands of people attend a candlelight vigil for victi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brutal military crackdown three decades ago on protesters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at Victoria Park in Hong Kong, Tuesday, June 4, 2019. Hong Kong is the only region under Beijing's jurisdiction that holds significant public commemorations of the 1989 crackdown and memorials for its victims. Hong Kong has a degree of freedom not seen on the mainland as a legacy of British rule that ended in 1997. (AP Photo/Kin Cheung)
圖片來源:AP

⊙葉國豪

香港典型的鬱悶六月天,熱到走在街頭也可以浸濕上衣。天文台在中午一度發布了黃色暴雨警告,途人四處走散、狼狽至極。這彷彿是香港鬱悶的政治現況,面對「高度自治」承諾的萎縮與變形,大家各自慌亂地尋找出路。

「六、四」這一天在香港與一年中其他364個日子看起來似乎沒有甚麼不一樣,它不是公眾假期,人們繼續那快速並缺乏耐性的步伐忙著工作與「搵食」。當權者尤其希望這天只不過是另一個平凡的一日,最好趕快過去;將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化是統治菁英們熟悉的伎倆,特首林鄭月娥提醒大家,要「安靜、有序」地參與集會,並且不忘宣示《基本法》保障市民自由,她謹慎地絕口不評價關於六四的一切,因為那只是大家的一個「回憶」,親建制的喉舌報紙上找不到任何與六四有關的字眼,轉而報導垃圾分類的重要性。

在燥熱的夏季夜晚卻有十多萬的市民身著黑衫自發地再次齊聚維多利亞公園,用肅穆的歌聲與燭光悼念當年因中國民主運動而死去的亡魂。他們有的是已經成家立業的中年人,有的是從台灣、澳門甚至中國大陸專程來港的旅客,不少戴上帽子與口罩擔心被認出的中學生,更不乏白髮蒼蒼的長者與身邊低調的個人,他們聚集在此拷問掌權者的良知,也年復一年的洗滌自己的生命,他們這樣做已經連續三十年。

今年的六四結合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爭,源於對中國黨國與司法制度的深刻不信任,許多市民將這個被醜化為「送中(終)」條例的修訂視為保衛香港自由的終極一戰,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其次,在中美新冷戰的局勢之下,香港淪為兩強對抗的磨心,一方面北京利用香港作為向外擴張政經影響力的戰略槓桿,另一方面美國可能減少基於《香港政策法》(1992)以降把香港區別於中國可享的特殊待遇;第三,本土派與大專院校學生會早自2013年開始即陸續抵制支聯會所主辦的六四晚會(以另行集會或舉辦聯校六四論壇代替),他們所持的「中國無關論」涉及複雜的政治社會轉型也反映了世代衝突與身分認同差異,此種不了解與拒絕溝通仍未化解;第四,在全球範圍內擴大紀念活動,包括六四紀念碑在美國加州落成、聲援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因提出平反六四等主張遭停職、六四紀念館開館、首次在台灣舉行紀念研討會等。

香港作為一個威權國家下的特區,卻竭力保存當權者輕描淡寫想要遺忘的記憶,確實顯得難得。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六四事件30年後的今日仍有超過半數(52.2%)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學生在事件中是對的;近七成(67.9%)認為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做得不對;儘管有四成三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同八九年比較有所改善,卻同時也有33%表示更差,相關數據是九七回歸以來最高。

主流的看法(61.8%)仍認為香港有責任推動中國的民主,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有越來越多人(三成左右)認為事不關己。總結而言,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訪者仍占多數(58.8%),儘管「平反」二字被本土派人士認為如同舊時向皇帝要求開恩、翻案,而備受爭議。黑雲蔽日的香港仍有部分的新聞自由,台灣蔡英文政府近期接見海外民運人士、各黨派政治人物對於六四的言論(或利用?),以及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坦克人擺飾,仍得以被傳媒報導,彷彿在訴說著某種移情作用與惺惺相惜,吸引港人的關注。曾有學者批評台灣文化中「自己看自己,不想看外面」,然而我卻認為台灣人其實頗重視外界怎樣看台灣,台灣社會對六四冷漠已久,藉由六四事實上找到了台港兩地共同抵抗中國因素的施力點。

共產黨是崇尚權力與維穩的政權,學者何清漣批評中國模式就是「經濟巨人+政治專制+社會不公+文化抄襲+道德缺失」,官方對於六四的定性歷經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到「政治風波」的變化,由於華人看待歷史講究「逢五、逢十」的大年,「逢九」也容易發生大事,掌權者又怎麼會不忌諱六四30?受難者家屬年復一年的被公安騷擾,警告其不要接受境外記者採訪,他們許多人帶著傷痛逝去;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飽受孤立與攻擊、有國不能回;官方對任何提及六四的人物都保持警戒,相關報道均遭封殺。

在香港,立法會歷年來多次否決平反六四動議;大學校園中仍有討論六四的空間,但是職業學生與告密者的陰影,讓此議題存在高度的敏感性;日前民運領袖、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副總指揮封從德從日本東京飛抵香港時被拒絕入境原機遣返,再次證明特區政府入境部門有一份配合北京的詳細黑名單。

毫無疑問,當代中國對於歷史事件的反省仍不足夠,在共產黨仍當權的情況下六四是不會「平反」的,因為這涉及挑戰鄧小平的歷史評價,而他正是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如同對反右運動(1957)、大躍進(1958─1961),以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檢討,即使哪天黨國對於六四產生新的「決議」,相信也會重複以「功過七三開」的方式,僅將其視作領導人晚年的錯誤,而迴避有關究責。

因此,有年輕一代香港人嘲笑老一輩的「天真」,然而也許就是這份難得的執著,在這鬱悶的夏季、看不到出路的政治現實中,讓好多香港人選擇相信他們的汗水不會白流。或許,這個城市真的會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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