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萬木草堂」師生共建書藏

文/蔡佩玲
旺報

梁啟超於此時期受業於康有為,也於萬木草堂就讀。萬木草堂的「書藏」成為康有為研究中西學及傳授維新思想,學生接受維新事務的重要場所,對後來維新派人士積極從事創辦學會學堂的圖書館具重要的準備作用。

19世紀60至90年代清廷為拯救垂危政局,發起以富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顧名思義是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發展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企業,編練建設新式海軍海防、陸軍,並培訓新型人才為中心。1840及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戰敗的衝擊,讓清廷部份人士意識需修改外交政策,瞭解外洋情況,培養人才。故於1861年成立總理事務衙門,1862年開辦同文館。並於1866年派遣第一批出國考察人員,成員由斌椿父子率同文館學生共五人組成。斌椿遊歷歐洲諸國半年回國後寫成《乘槎筆記》但所述圖書館者很少;另1868年8月清廷派出的首批赴洋官員為三位負責中國外涉事務的大臣──志剛、孫家穀及美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另曾隨斌椿出洋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隨行(但提前返國)。此次出訪回國後寫成《初始泰西記》及《使西書略》等文字,張德彝則留下《再述奇》的記述。其中部分有關西方圖書館描述,尤其張德彝對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參觀描述「國人樂觀者,任其瀏覽,以廣見聞」,並翻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名稱為「義社」,顯已觀察到其平民性及公共性的特質,此對推介國外的公共圖書館思維,應屬先驅。

王韜考察西方圖書館

另王韜(1828-1897)於1867年赴英國兩年,此次遊歷撰寫成《漫遊隨錄》其中對參觀多所圖書館的介紹詳盡。程煥文認為:「(王韜)他對西方圖書館考察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非走馬觀花的官派出洋使臣所能比擬。可以說,在晚清的出洋人員中,王韜對西洋圖書館考察最為詳盡,稱得上是中國真正考察西方圖書館的第一人。」王韜對中國興建近代新式圖書館的構想,遠較19世紀40年代的思想家先驅林則徐、陳逢衡、姚瑩、徐繼畬等人更為具體,這些思想家雖然在著作《四洲志》、《英吉利紀略》、《康輶紀行》、《瀛環志略》等書中均提及英美等國圖書館,但這些著作僅限一般介紹,尚未有明確思想。不如王韜於1883年撰文主張藏書樓向公眾開放,宣揚「藏書於私家故不如藏於公所」的思想,力主設立公共藏書樓。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是鄭觀應(1842-1922),他因從商長期與洋務接觸,對西方事務認識較多,故所提識見亦較不凡。他屬近代中國維新思想家之一,透過他先後著述的《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反映了他不同時期的維新思想。其中《盛世危言》 提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此係鄭觀應採自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論》的說法。鄭觀應還分別撰寫了〈學校〉、〈日報〉和〈藏書〉三章來闡明此三大措施的重要性。其中〈藏書〉一章對西方圖書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產生重大影響。 程煥文歸納〈藏書〉一章的內容包括下列幾方面:批評中國傳統藏書「私而不公」的弊病,闡述圖書館在富國強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向西方圖書館學習、普遍設立圖書館的倡議,尤其詳細描述西方圖書館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可作為中國設立新式圖書館的參考。鄭觀應《盛世危言》刊行後,鄧華熙等人曾進呈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加朱批後,發到總署印行兩千份分發各省有司,再經各省書坊輾轉翻刻,已售至十餘萬部之多,足見其影響之大。後續維新思想成員之思想多係繼承和發揚鄭觀應的維新思想。

至此,創設圖書館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形成思潮。維新人士視圖書館為啟發民智、傳播西學的場所與工具;守舊人士亦認為藏書樓為宏揚儒學、研讀經史、典藏文獻、傳佈經史教化之所在,因此對興辦圖書館的主張,新舊兩方均較能擁護認同,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流。

維新事務重要場所

清末維新運動的兩名主要成員康有為及梁啟超,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亦頗多啟發與建樹。1890年康有為在廣州開始講學,起初利用其曾祖康雲衢的雲衢書屋,後為講學及著述需求另成立「萬木草堂」,並在草堂中設立專門的「圖書館」──書藏,除典藏康氏叔祖舊籍及他本人購置的古籍、西書,同時將草堂學生的書籍「捐入書藏」,並開放學生使用,師生共建書藏。梁啟超於此時期受業於康有為,也於萬木草堂就讀。萬木草堂的「書藏」成為康有為研究中西學及傳授維新思想,學生接受維新事務的重要場所,對後來維新派人士積極從事創辦學會學堂的圖書館具重要的準備作用。

1894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因慘敗而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於1895年5月2日利用入經應試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請願,堅決反對馬關條約,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他的全部變法維新主張,史稱《公車上書》。康有為藉此提出富民、養民及教民三個方向,其中「教民之法」他明確提出「設書藏」的建議。在同年稍後多次上書中,他近一步闡釋他的諸多見解,但可肯定他認為普遍設立圖書館為富強國家的手段之一。此外,他又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辦報刊、辦書藏,以實際行動落實他的主張,並藉此進行維新變法的輿論宣傳。康氏認為開辦強學會最要者四事:(一)譯印圖書、(二)刊布報紙、(三)開大書藏、(四)開博物院。康有為對達成「開大書藏」的做法為:一是「今合四庫圖書購鈔一份,而先蒐其經世有用者」;二是「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三是「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故康有為認為「開大書藏」所蒐集的書包括中國的「經世有用」之書和西方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此種見解充分反映了維新運動人物的藏書觀。後續維新人物為「以求中國自強之學」,而採取建設圖書館館藏為手段時,其藏書觀念大約不脫此原則方向。(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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