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專欄:我們需要的只不過是重新分配

廖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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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伊達(Agnes Varda)的《拾穗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從米勒的《拾穗者》出發,以艾杜安的《香柏杜安的拾穗者》結束,中間卻賦予「拾荒」無數溢出的意義,甚至可以讓我們重新想一想自己不斷流逝的生命當中,可以拾回什麼、不丟棄什麼?

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電影的法文原名意味深長,這也是拉丁語才可能的語言游戲,直譯為《拾荒者們與女拾荒者》,前者是陽性名詞(但復數可以指男女全體),後者是陰性名詞——在電影裡,是瓦伊達自比。

但電影一開頭就說:「拾穗在以前是只有女性去做的」,的確,兩幅《拾穗者》以及中間出現的布荷東《拾穗者的歸來》裡面都只有女性。如果顛覆歷史對性別分工的偏見去看,這也可以是一種賦權,因為女性比男性更細膩、更懂得甄別大地上對我們生活有益之物,所以她們天然擁有拾穗的權力。同時,她們還比男性更懂得感恩——彎腰撿拾的動作,是向大地致謝鞠躬。

那麼對於失去農地的我們城市當代的精神貧民,我們可以撿拾什麼?致謝什麼?我們的貧乏恰恰因為我們沒有了致謝的對像,我們的生活是一種苟且偷生,對我們的環境與包圍我們的時間暗懷怨恨。於是瓦伊達說,來,讓我們看看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些「法外之徒」是怎樣幹的。

於是她尋找了各個層面的「拾荒者」,有依循傳統和十四世紀的法律去農田與莊園撿拾農作物殘餘的,也有收集城市消費過剩物品營造自己居所和藝術品的,還有信奉內心法則的素食主義者——他的生物學專業讓他在城市裡免費獲得營養,同時他也免費給出精神營養與那些剛剛來到法國的難民們。

但在這個過程中,瓦伊達自己不斷出現,一如她其他的「紀錄片」,她從不回避作者自我意識的介入,她的存在也是她記錄的一部分。比如說她的第一個介入鏡頭,是她飽經滄桑的一只手。

她的手與撿拾密切相關,我們知道瓦伊達在成為導演之前是一個攝影師,這只手調焦和按下快門,撿拾影像。後來它撿拾了無數悲歡的情節、世間的變幻。最後,在這個鏡頭裡,我們看到它自己也撿拾了皺紋——這個女人,在撿拾時光。她不像男導演塔可夫斯基那樣雕刻時光——這是一種男人的奢望,時光是自在物,女人更懂得接受它和它為伴。

下一次我們看到瓦伊達的手,是它在圍成圈圈,像兒童玩的游戲一樣,「吃掉」高速路上她所見到的一輛輛汽車。這些汽車是從米芝蓮廚師去勃良地美酒區的路上就開始大量出現的,首先它提醒了我們洞察消費社會的真相——卡車運轉不停,但我們知道它為何運轉嗎?它轉運的東西有多少和我們真實的需求相關?於是瓦伊達潛意識要「吃掉」它們,她做的,和其他拾荒者對消費社會硬規則的反抗,道理一樣。

瓦伊達的感人之處不只在審美和哲學,她的新浪潮左翼思想根深蒂固,始終帶領我們回到最基本的生存層面去審視,這個世界到底哪裡病了?(維基百科)

「它是洞穴是避難所,從空虛的角度說,」一個拾荒成癮的人,他說自己正在接近空虛「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趨向於低」。這句話的玄機,是拾荒的真諦,拾穗者趨向低不是一種純粹的功利行為,「有的拾荒者單純是喜歡拾荒」瓦伊達說,「喜歡」很重要,它使我們得以重建我們與世界的關系。

也許張愛玲那句著名的話,能幫我們理解這個「低」——「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 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把自己降低是一種愛,從塵埃裡的撿拾,是一種似乎種花的行為。

另一個樸素的拾荒者說:拾荒是打撈東西。表面看來,拾荒還是對現在時尚的斷舍離的一種反對,不斷不舍不離,還要增加自己的負荷。瓦伊達用自己的電影做了一個漂亮的示範:她連鏡頭蓋被攝入的畫面也不丟棄,也剪輯進來,形成畫面與畫面的意識流之間一個跳躍的橋梁。正如她采訪的畫家龐斯說的:每一個物品都有自己的用法,每一個物品都是一句詩。的確,這才是拾遺的意義,所有遺者,無不是遺珠。

不過瓦伊達的感人之處不只在審美和哲學,她的新浪潮左翼思想根深蒂固,始終帶領我們回到最基本的生存層面去審視,這個世界到底哪裡病了?

實際上上帝給我們這個世界是足夠我們和所有生命共享的,我們需要的只不過是重新分配——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的童話詩人馬柯士,跟巴黎的拾荒者們所見略同,毫無疑問,瓦伊達也站他們這一邊。這樣的人全世界都有,他們是救贖者。如果消費是一種政治,不消費就是一種非暴力的抗爭手段。也許將要來臨的牛年,我們還有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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