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專欄:香港被敲打的一代和他們的布萊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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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詩人淮遠在他的上一本詩集《特種乘客》的最後一首詩裡,呼喚了這些鬼魂:「愛酩酊大醉的李國威」「愛吞雲吐霧的張景熊」「愛入肉屄的邱剛健」,說這時代需要他們的嘴,「去聲援一些人/去聲討一些東西」(《歲末懷友》)。

歲末是硝煙未泯的2019年的歲末,被懷念的友人是1970年代——香港最早的抗爭年代裡,淮遠的同道中人。他們都曾經在1970年代以筆為槍戰鬥過,也都是一本叫《70年代》雙週刊的激進文化雜誌的撰稿人,淮遠還是該雜誌年紀最輕的編輯。

「愛入肉屄的邱剛健」就是其中最激進的一個,這個定語出自他的詩《靜立一分鐘》,發表在《70年代》雙週刊,詩中的憤世不只指向權力,更指向自身所屬「愛入肉屄的青年人」,當同為青年的韓國人因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倒下,同時代的「你」選擇「靜」和「立」僅僅意味著勃起「靜立」的器官——對「和平與愛」的反省在那個年代罕見如此犀利的。

但既然這些人都已經被黃金時代消磨殆盡,那淮遠就選擇了自己「去聲援一些人/去聲討一些東西」。

1970年代的淮遠寫的詩較冷,憤懣用儉省的字句道出,除了當年結集為《跳蝨》的短詩,還有現在收錄在《特種乘客》卷一「第一張告示」裡的四首較長的詩,另外還有今年出版的《黑太陽你別高興》卷一「林蔭大道」裡的八首。日後我們在淮遠散文裡遇見並且驚艷的種種疏離和歧義——我稱之為「舉重若輕的古惑」早已潛伏於此,而延續到兩本新詩集裡的,始終是一個人的抗爭之姿,書寫最日常貼身的政治事件、最個人的義。

肯定是香港最新一代年輕人的義無反顧,讓淮遠想起了當年履行素人無政府主義的「70一代」未竟之志。時移勢易,對抗的與奮起的雙方都變化甚多,在淮遠寫於2019年中國國慶前夕的這首<十月一日前致艾倫.金斯堡和敲打的一代>可見一斑:

「我看見這世代最傑出的頭顱毀於癲狂的警棍

毀於無能黑警幻想為自己生殖器的伸縮警棍。

你們吞雲吐霧,金斯堡

他們吞霧吐血。

你們站在時代的咽喉上吼叫,金斯堡

他們困在時代的盲腸中,欲叫不能。

敲打的一代我可否向你們大獲全勝的靈魂請願

為了我們這裡的被敲打的一代即將攬炒的靈魂。」

「敲打的一代」指Beat Generation,艾倫.金斯堡的《嚎叫》是那代人的戰書,第一句就是「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顱毀於癲狂」,香港的淮遠等「70一代」可謂深受他們影響。因此在這首詩裡,淮遠拉著金斯堡一起,充滿愧意,因為五十年後為香港戰鬥的一代絕不逍遙,而是像邱剛健曾經書寫的韓國學生一樣,吞下催淚瓦斯、吐出鮮血。詩人和他們一起成為「被敲打的一代」,只有攬炒,成為靈魂的認證行動。

像這首詩一樣,《特種乘客》裡充滿強烈的對比和承擔的決意。無論是「雨傘後」還是「反國教」「反修例」運動,無論是亢奮還是低迴,年屆七十的詩人金剛怒目、復又蹙眉審視過去與當下的荒謬,同時以他特有的幽默,說出那難言的沉默本身。

這樣的幽然之默,延續到「反修例運動後」、「大疫時代」,產生了《黑太陽你別高興》這本特別的作品。即使是疫情未熾的時候寫的詩,運動的傷痕已經如影隨形,像<從烏克蘭客機被擊落想起一隻眼>、<簿>等,均從國際的不公義、歷史的錯落,連接至此時此地的未雪之冤,但沒有痛心疾首的叫喊,只是幽然訴說,戛然而止。

《黑太陽你別高興》很多詩都讓我想起納粹上台之後被迫流亡的布萊希特所寫的短詩,雖然淮遠選擇留下。留下的人未必不是像當年留在納粹德國的作家、詩人那樣,是在進行一場「內心流亡」(Die Innere Emigration,Frank Thiess提出)。更何況,淮遠沒有像納粹時期的「內心流亡」派那樣三緘其口,而是成為一個留下來的布萊希特,忍痛與那些舊傷短兵相接,微呻復微笑。

書中直接寫到布萊希特的那一首,就是這樣「幽默」。<致布萊希特——讀《那些把肉從桌上拿走的人》有感>:

「我不要讀你太多的詩了。

當你寫你們的城市

你也是在說我們已不高尚的城市

當你寫你們的統治者

你也是說我們毫不失禮的統治者。

我那位住在鄰近城市的朋友

稍早送我一本他翻譯你的詩集

但他下次來時,我也許不敢讓他

把我新近出版的詩集

帶回不再是邊境的另一邊去。」

——「那位住在鄰近城市的朋友」指的是布萊希特的中譯者香港詩人黃燦然,現在生活在深圳。<那些把肉從桌上拿走的人>這首詩,去年中一度在大陸的社交媒體廣泛流傳,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那些把肉從桌上拿走的人

教導人們滿足。

那些獲進貢的人

要求人們犧牲。

那些吃飽喝夠的人向飢餓者

描繪將來的美好時代。

那些把國家帶到深淵裏的人

說統治太難,普通人

不能勝任。」

恰恰是布萊希特式、淮遠式的拒絕隱喻,頂在語言的刀鋒上,其後策蘭式、香港少年們的隱喻才得以存活。(維基百科)

這樣的詩完全可以被一個香港詩人寫出。也可以說,在香港進一步滑向布萊希特那個時代的時候,香港的詩必須有自己的布萊希特。「天以百凶成就一詩人」,當然,我們寧願不成就詩人也不想百凶加諸我們的城市,可是當百凶已不可逆,我們的詩人就選擇秉筆直書,以對得起這座城市的受難。

選擇布萊希特,意味著放下隱喻。淮遠說:「我夢見一個少年詩人/向我推銷一本充滿隱喻的書/我不賣賬。//醒來才發現/那是少年的我。」(<白日夢與推銷員>)寫出了極權時代的兩種詩的可能性。恰恰是布萊希特式、淮遠式的拒絕隱喻,頂在語言的刀鋒上,其後策蘭式、香港少年們的隱喻才得以存活。讓我們得以期待極權之後,這兩種詩都參與的母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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