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專欄：地方派系跑到那裡去了？

隨著2026年台灣地方選舉的逼近，台灣各主要政黨正積極展開提名作業。在此過程中，地方派系是否仍左右地方選舉的提名與結果？成為政治學者觀察的重點之一。表面上看來，地方派系在縣市長層級的影響力似乎明顯下降。然而，若進一步觀察縣市議員的提名與選戰動員，卻發現派系的角色並未消失，甚至在某些地區呈現相對強化的趨勢。

地方派系正「往下紮根」而不是「往上串連」的趨勢，地方派系不是即將「消失」，而是正在面臨「轉型」。Ward Berenschot and Edward Aspinall兩人在2022年發表的How Clientelism Varies: Comparing Patronage Democracies一文中，提到民主國家有兩種侍從主義：一種是「政黨中心型」（party-centred）的侍從主義，另一種是「社區中心型」（community-centred）的侍從主義主義，台灣正從第一種類型，轉變為第二種類型的侍從主義。地方派系不再是「跨選區的資源整合者」，而被迫退居為「特定社區的影響者之一」。

政黨中心型模式的退潮

Ward Berenschot and Edward Aspinall兩人指出，侍從主義的核心不在「利益交換」本身，而在於其制度化方式，特別是體現在以下三個面向。首先，是中介網絡的特質（caracter of networks），侍從主義不是單純政客與選民的交易，而是透過特定中介網絡，如brokers、地方精英、社區組織等才能運作。其次，是可提供利益的類型（types of benefits），如金錢、職位、公共服務、象徵性資本。最後是政治行動者對資源分配的控制程度（degree of control）。一些政黨或政治領袖對國家資源的掌控力強，能夠直接影響分配流程，另一些則依賴非正式網絡與中介者來分配利益。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台灣地方政治高度符合「政黨中心型客戶主義」的典型特徵。政黨與縣市層級派系掌握公共資源分配，地方派系作為國民黨中央和選民穩定的中介者，負責跨選區動員的侍從主義具有長期性與組織性。然而，這一模式並非因規範改革或反貪腐而瓦解，而是逐漸面臨規模不相容（scale mismatch）的問題。首先，立委選制改革有效壓縮地方派系有效運作的範圍。立委選區單一化，使跨區整合資源的誘因下降。其次，縣市長選舉政黨品牌化，以及中央提名權力的強化，使地方派系作為「整包動員者」的談判地位削弱。最後，社會結構的變遷亦侵蝕傳統派系賴以維繫的宗親、產業與人情網絡。

目前縣市長選舉所需的政治動員，已超出多數地方派系的有效影響範圍。派系能夠動員的選民，多半集中於特定區域，難以對整體選情產生決定性效果。因此，派系在此層級的角色，逐漸從「勝負關鍵」轉為「輔助性資源」。因此，地方派系的變遷，並非侍從主義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其原有組織形式，難以適應新的政治競爭結構。

社區中心型模式的浮現

與政黨中心型模式的退潮相對應的，是台灣地方政治逐步呈現出社區中心型侍從主義的特徵。首先，在中介的社會網絡方面，關鍵角色由派系大老轉為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地方社團領導者及議員助理網絡。這些中介者規模較小、可替代性高，但深度嵌入選民日常生活。

其次，在利益給付的性質上，交換內容從大型建設與整體資源配置，轉向更為細碎且低可見度的形式，如個案服務、行政協調、社區活動補助與象徵性關懷。這類給付難以被清楚標記為「買票」，卻能持續鞏固政治支持。

最後，在資源控制程度上，政黨與候選人對資源的壟斷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高度分散的交換關係。政治人物不再代表單一派系，而是同時管理多個社區層級的微型客戶網絡。台灣的政治人物（尤其是議員與區域立委），不再是「派系代表」，而是一個同時管理多個微型社區交換關係的節點（node）。節點就是在一個網絡（network）中，負責連接、傳遞、協調或中介資源與關係的關鍵位置或行動者。地方派系物的重點不在於「他有多大權力」，而在於他是否被其他人依賴？是否是資源、資訊或動員必經之處？節點一定存在於「關係之中」，離開網絡就不存在節點。

在縣市議員選舉中，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某些情境下更加關鍵。原因在於議員選舉的競爭邏輯，與侍從主義的轉型高度契合。議員選區規模有限，勝負往往取決於少數關鍵社區的動員效率。這正是地方派系與其衍生網絡仍具優勢的場域。在社區中心型的侍從主義下，派系不再以「跨區整合者」的姿態運作，而是透過里長、社區組織、地方社團與基層服務網絡，深度嵌入選民日常生活。因此，派系的影響力並非消失，而是在更符合其組織能力的選舉層級中被重新放大。

2026年地方選舉的特徵

在此脈絡下，2026年地方選舉將呈現三項特徵。第一，選舉競爭將進一步集中於關鍵社區，而非縣市層級的整體動員。第二，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將呈現高度不均的衰退，其角色更接近地方資源的「次級節點」，而非整合平台。第三，即使政黨組織持續強化，也難以完全取代社區型中介在實際動員中的功能。這些特徵顯示，台灣地方政治正在形成一種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侍從主義的民主形態。

因此，與其問「地方派系是否仍然重要」，不如問地方派系在哪一個政治層級、以何種形式，仍然發揮政治影響力？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