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娟芬:亡國感的逆襲

張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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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感」,目前為止我們對它所知不多。它起於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會發現「亡國感」首次在搜索引擎裡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三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長韓國瑜進中聯辦。這個人在一片紅色疑慮之中贏得選舉,當選之夜即高調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什麼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後,已無疑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緊緊縫合,要把臺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韓國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訪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地;並且走進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指揮中心。他事前沒有向陸委會報備,事後拒絕透露與中聯辦的聯繫經過與會商內容。就在這一串新聞事件裡,「亡國感」出現了。

流行語大抵如此:一聽就懂,心領神會,拿來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這個喜歡玩弄同音異字、以訛傳訛的大遊戲年代,「亡國感」又異變為更加俏皮的「芒果乾」。這樣的「亡國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標準定義,而反映了一種集體情緒。

亡國感首次在搜尋引擎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圖片由作者提供)

潛規則:我們要看對岸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初當我決定開設「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這門課時,驅動的力量也來自一種當時還無以名之的焦慮。這原不是我的守備範圍,但我感覺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生活,已經面臨毀壞的危機。對政治略有參與的公民應當早已習慣,民主經常是警鈴大作的。可是,中國的攻勢從「九二共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又逼近了一步,半島電視臺臥底採訪所揭露的中國滲透手法與深入程度,更是觸目驚心。我不禁自問,這是不是臺灣民主的最後一個警訊?

第一堂課,我放導演鄭有傑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潛規則》。一組人準備拍電影,外景選在一個學校操場的司令臺。但是導演看起來又愁又怒,原來司令臺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國旗。美術說,「我避不掉。」導演說,「到時候片子賣不進去怎麼辦?」最後,最資淺的工作人員拿來鐵撬,大家合力將那塊國旗背板撬下,在國旗歌聲中,工作人員歡喜大喊:「要——倒——了——!」

當那個國家象徵轟然倒下,只見導演兩眼發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風。背板後的牆面久未經日照,顯得有點蒼白。那裡畫著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問:「『潛規則』到底是什麼?明白地用語言把它說出來。」毫不扭捏的,第一個答案就直指核心:「我們要看對岸臉色。」

對。就這麼簡單。

「潛規則是誰訂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糊了,有人說是自願的,有人說是歷史與市場造成的,有人說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實這注定是一個模糊的回答,因為根本就沒人知道誰制訂的。

我再問:「潛規則與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話,感覺遵守法律跟制訂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潛規則感覺是下對上的,要一直去猜測那個規則,想要討好在上位的人。」一個學生說,法律非遵守不可,潛規則卻有選擇的空間。另一個說:法律寫在那裡,可以去鑽它的漏洞,但是潛規則卻逃不開,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第三個人自動出面整合了雙方的論點:「法律之所以能鑽漏洞,是因為它很明確地寫在那裡,邊界很清楚,所以知道從哪裡鑽過去。潛規則逃不開,是因為它很模糊,也沒人把它講清楚,所以就算一個人選擇要服從潛規則,也可能逃不開。」我說:「對啊,就像小熊維尼,他本來是個卡通人物,結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變敏感了。」

潛規則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湯森路透)

如此討論一輪,潛規則漸漸現形:它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短片裡說得很明白,不避掉國旗的話,電影就進不了中國市場。電影這麼燒錢的產業,要不顧慮市場,實在挺難的。拍了背景有國旗的戲並不會被抓去關,但是會血本無歸,這使他們決定趨吉避凶,遵守潛規則。

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時候,「不能出現國旗」還是低調、委婉、檯面下的原則,業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潛規則已經不再低調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開道歉,都是刻意張揚的霸凌,目的是殺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潛規則就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種政治象徵全面獵殺,是中國對臺灣的政治審查。

如果你參與某個活動,被警察抓走,然後從高處墜落,或者從海裡浮起,但一律以「無他殺嫌疑」迅速結案;我們知道這是政治。這裡面有國家動用的公權力,有壓迫者、有受害者。潛規則看起來卻不是這樣,它看起像「個人選擇」、「市場機制」、「你自己願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來啊!」潛規則用的是經濟手段,國家公權力僅隱身其後,讓事情看起來不是「壓迫者欺負受害者」,而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掩護其政治本質。

《潛規則》為「中國因素」下了一個很好的注腳。所謂「中國因素」就是:臺灣的許多事情,是被中國「決定」的。其「決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響,也可能是用經濟。

但是,為什麼?臺灣的事情,不是應該用民主的方式決定嗎?

「亡國感」這個集體情緒,它的核心就是這一句提問。臺灣的事情,為什麼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決定?為什麼是由一個我們從未授權也無法影響的政權來決定?那民主算什麼?我們算什麼?

什麼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權組織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的。」

另一位學生說:「這些良心食材,每一個現在看起來都好簡單,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選六個來堅守,又尤其一想到我們很有可能將在之後失去這些權利,就更要選得戰戰兢兢。」

真的戰戰兢兢,我看著他們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盤子,又拿下來。「每一個食材在被丟棄的同時,總是會有人提出在臺灣過往經驗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況,最後食材又會被順利救回。其實我很慶幸大家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較深,讓討論變得更加有意義,但也覺得很困擾,因為這樣每個食材都變得非常重要,就無法選出最重要的六個食材。」綜合討論時,有一組幽幽地說:「我們想要做一個三層的蛋糕!」

這是在桌遊與手遊中長大的世代,在高解析度影像中長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貼上彩色紙的陽春遊戲,卻讓他們認真到產生選擇障礙,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東西「之後可能會失去」。

可以想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言論自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等,是很受歡迎的食材。但有一組出人意表地選了「社會福利」。據說那是蛋糕盤上的最後一個空位,一位組員唸出「社會福利」卡片背面的定義:「政府應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統,以確保人民能擁有健康、接受教育、經濟穩定」,真誠地看著大家說:「我覺得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認為有社會福利,才會成為一個有愛的國家。」那想必是莊嚴的一刻,全組的人都感動了。一位組員寫道:「原本還在爭論效益或結構的組員都同時安靜下來,神情從冷靜理性轉為溫柔,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將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組員瀟灑地總結:「社會福利是討論後決定釋出的立場,即便在層級上是較後期的目標。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有一位同學想起了我在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李惠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記得那時看完中嘉併購案的片段後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無力感,即便我們獲得了資訊卻無能為力,在面對這三個中國因素的問題時我也感受到了一樣的無力。我開始回想紀錄片裡的中嘉併購案,當時有一群人發起了抗爭活動,雖然並沒有受到大媒體的關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們最能夠直接參與的,也就是集會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向內擠壓的委屈中蓄積著向外爆發的能量

這是我對於「亡國感」的體察。在他們臉上,我讀到對民主的珍惜:每一塊「蛋糕」都不想放棄,因為認識到每一塊都重要。我讀到對於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請他們說說各組的雞蛋糕成分有何異同,其中一組解釋,他們沒有選「社會福利」、「隱私權」、「受教權」,因為「我們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體制,和言論自由能帶給公民的民主素養,自然會發展出這些項目」。在有限的蛋糕盤裡,他們沒有選擇某一些,是因為那些可以從更為基本的元素推導而得;這些食材在他們眼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們已經想到了彼此之間的連動關係。他們對民主的認識,不只是知道氯是什麼、鈉是什麼,而且知道氯加上鈉會變成一種讓食物好吃的調味料,如果將氫、氧和鈉加在一起,則可以用來做肥皂或通水管。

「亡國感」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湯森路透)

我也讀到擔憂、挫折、無力、絕望……與不甘願。還不願意投降或放棄的那種不甘願。這些情緒看似矛盾:擔憂、挫折、無力、絕望都是坐以待斃,不甘願卻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兩段引文所示,這相反方向的兩種情緒,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國感」似乎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它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作用力產生反作用力,「亡國感」的內裡,有一個想要「逆襲」的驅力。

亡國感真正悼亡的對象為何

值得追問的是,「亡國感」的悼亡對象為何?有人說,醒醒吧,你沒有國家,哪來亡國感?這是所謂臺獨。有人說,容納我們民主生活的,是中華民國臺灣,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它就是我的國家。這是所謂華獨。「亡國感」是哪一種?

在同學的作業裡,「國」的問題鮮少被提起。兩千年左右出生的這一世代,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國界已不似先前那樣銅牆鐵壁,他們對國族的情感與看法,恐怕很難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來劃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國長大,因為父母是臺商,中國和臺灣都是他的故鄉。有的人曾經在中國就學,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國,因為父母之一是中國人。有的人擁有臺灣以外的其他國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認真在評估,畢業後要不要去中國找工作。一位同學表達得很好:「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國』是一個太難解的概念。臺灣史獨立成冊了,但我們的國名裡沒有這兩個字。」他們拒絕中國因素,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敵意,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欠缺瞭解,而是因為臺灣有民主,中國沒有,他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臺灣的生活才是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國族主義最需警戒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經常召喚個體為國家犧牲。「亡國感」雖然有這個「國」字,卻很難被界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因為「亡國感」的話題總是環繞著「民主」這個概念,而非「國族」;有亡國感的人總說著民主機制的毀壞,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強化。他們並不想像一個圍牆高聳的國族共同體,要入會得經過嚴格的血統審查——他們自己原不是血統純正的人。民主的原則是盡可能讓大家都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採取三權分立,從人民的立場來避免國家侵犯基本人權。「亡國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嚴前生活經驗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種「亡國感」:「今日不做自由的鬥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難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退一步即無死所」;那些國慶閱兵、晚會、排字、大會操、軍歌比賽,講究「數大便是美」、「整齊畫一」、「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那些「萬眾一心」、「我愛中華」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動就是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要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為自己做為一個小螺絲釘而感動,要你團結,要你愛國,要你支持政府。那種亡國感絕對不容許你談多黨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權;甚至你只是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說這樣會亡國。是的,那種亡國感就是賣弄國族主義的威權統治手法。

今日的「亡國感」是那種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見,「亡國感很重」的年輕人總是好想突破同溫層,好想跟長輩溝通,為了自己在乎的議題狂寫臉書,去捷運站之類的熱鬧地方當小蜜蜂,收集連署,製作短片丟上網,用無窮無盡的公民參與去實踐民主。

「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亡國感」只是一個現成的詞語,方便溝通。他總不能說:「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這樣誰聽得懂?說「亡國感」,雖不精確,卻一聽就懂。遂成流行。

「亡國感」甚至不是一種悼亡。不是一種現在式或者過去式的哀嘆:「我們已經亡國了,好慘啊!」而是未來式,一種警世明言:「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主會完蛋的!所以我們現在——」。「亡國感」不是句點,而是起手勢,重點總在於,為了不要讓現在還享有的可愛的自由消失,我們現在趕快來做點什麼?

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攝影:蔣銀珊)

這是藝術大學裡的一堂通識課,學生的主修是電影、戲劇、動畫、美術、音樂、傳統音樂、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他們本來不是對政治特別有興趣的人。但是,對民主的珍惜與體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變得巨大而急切,因為他們感到,「以後可能會失去」。所謂「這個歷史時刻」,就是中國積極向外輸出專制影響力的這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因素滲入臺灣骨髓的時刻。

有人擔心,亡國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將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政治操作的議題。其實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極為簡單,就是民眾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大聲說出來,而候選人想辦法說服民眾: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投給我別擔心。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所有重要議題,都應該是選舉的影響因素啊。誰積極反對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和平協議,誰就會獲得「亡國感」一族的青睞。背離民心者在選舉中落敗,本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心。

「有錢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是天理

課堂上也有另一種意見,是不打算捍衛民主的。有一位同學寫道:「我認為臺灣的兩黨惡鬥,不太會像是民主的在進步,而是在濫用,那要民主有什麼用?我個人會覺得專制體制會更讓我們的經濟往上升起,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那我在想的是保持著民主有什麼用呢?我個人會覺得有了麵包才能夠談這些之後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錢了不喜歡極權專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為為了保持民主,而讓我們全國人民都快餓死,那維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經濟,有錢了就有自由,因為有錢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選擇要當哪一國人。這推論裡有幾個關乎事實的環節,值得拆解檢視。其一是他認為只有專制才能拚經濟,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現況是大家都快要餓死;其三是他認為專制並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這也就是常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他很禮貌地寫說希望聽聽老師的看法,所以我在課堂上仔細提出事實的說明,不過,那堂課他並沒有出席,此後也沒有再見到他。

這位同學理所當然地覺得「有錢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為他在民主的制度裡長大,習慣了這種民主框架裡的資本邏輯。在專制國家,那才不是天理。專制國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國家的恩賜特許,而不是權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選擇了一個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魚也覺得用鰓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條小魚,為什麼要跳上岸來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寫定的未來

以上是我從「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上,捕捉到的「亡國感」的面貌:在中國因素影響下,因為感受到可能會失去民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既無力又亟欲奮力一搏的集體情緒;「亡國感」本身就蘊含了「逆襲」的能量。

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湯森路透)

這門課到六月時接近尾聲,那卻是香港抗議「逃犯條例」的開端。我清楚記得當時,各界一致認為「逃犯條例」一定會過,包括上街抗爭的人。大家平心靜氣地「知道」香港立法會的生態就是那樣,平心靜氣地「知道」不可能贏;香港人上街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們課程結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卻在街頭上一天一天地創造奇蹟,那麼多的人從各處冒出來,終於擋下了不可能擋下的,令歷史為他們轉彎。如鍾耀華所寫:「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人們六月的時候不能預測香港,現在又何能以失敗主義論定臺灣?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已經寫定了的未來。臺灣的前途仍然在於,珍惜民主的人們能夠發揮多少能量,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展開逆襲。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摘自《亡國感的逆襲──臺灣的機會在哪裡?》,新書係失敗者聯盟及春山出版編輯部共同策劃。由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作者,正面且直接的對於亡國感現象進行拆解,希望能從中找出抵禦、甚至是「逆襲」亡國感的方式。)

※本文作者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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