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推《數位中介法》？學者：言論自由及本土網路業者遭受衝擊

【愛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即將立法，衝擊的可能不只是業者，還包括一般民眾！國家政策基金會永續發展組今（17）日召開「網路言論自由不再？《數位中介法》變成業者緊箍咒？」座談會，針對NCC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引發的後續議題進行討論。

國政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陳宜民表示，隨著NCC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以及本月底就要成立的數位發展部，可見執政黨在數位治理方面著墨不少。但是，《數位中介法》引發了很多爭議，像是五大規範主體的部分，特別是對指定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的規範讓外界有很多疑慮。

陳宜民指出，執政黨是不是藉由打擊假消息之名，進行貼標籤之實？他質疑，如果只是為了打假消息，法案的理想性是否存在，網路言論自由也令人堪憂。NCC要花25億成立專責機構，又賦予這個機構很多權力去定義規範假消息，在不透明也不公開的狀況下，可能造成寒蟬效應。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賴祥蔚教授特別指出，NCC仿效歐盟DSA採用人口十分之一的有效使用者作為「指定大型平台業者」的定義，但是歐盟真正要管制的是境外的網路巨擘，將十分之一人口的標準搬到台灣來，230萬的基準就會讓很多中小型網路媒體都受到限制，即便法規形式一樣，但內容及影響層面卻完全不同，反而是本土網路業者會遭到衝擊。他也強調，過去有案例顯示出，法院處理金融不實訊息的認定要五年，那根據中介法的規定，難道業者跟行政單位的認定能力比司法體系還強嗎？如果擔心連帶責任，網路業者可能接到檢舉就直接下架，這可能就會造成寒蟬效應。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周韻采指出，這個草案一出來，各界就有很多的討論。不過，雖然有些立委主張應該要拒審這個法案，但周韻采認為還是要審，只是同樣一個帽子，應該要裝不同的內容。

周韻采強調，因為目前這些數位平台都沒有一個規範，表面上好像沒有中介法就不會對言論自由造成侵害，但其實目前的刑事訴訟法、社違法都已經對業者有限制，如果內容有違法，業者還是必須要下架，然後業者也接受檢舉。過去有些不容於當權者的言論也常因為被檢舉而被停權，被停權之後也沒有申訴的管道，對於境外媒體。所以，在沒有《數位中介服務法》之前，政府還是能進行言論控制，但是一般民眾的權益卻沒有相對的保障機制。她認為，應該透過立法與修法，讓使用者得到更多的保護。

她認為，像是資訊限制令本身，限制的時間過長，應該要將時間大幅縮短，再來像是行使緊急限制令的條件，也必須要非常的嚴苛，要很明確，才能阻止主管機關的濫權或擴權。因為，限制令的警語必須非常中立，這些原則都應該要入法。此外，也必須引用國家賠償的精神入法，一旦之後發現這是政府的誤植而非假新聞，這時就要有當事人的損害賠償制度，包括通報的機關、通報的公務員都要負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如此才能避免公務員的濫權。

周韻采也強調，如果專責機構有必要，應該是要由業者成立自律公會，讓他們有準司法權，而不是只有資訊揭露、道德勸說，無法讓平台達到自律的效果。最後，這個法要讓使用者能比照歐盟拒絕以個人資訊做為廣告的投放、推播，所以對於消費者的保護的資訊揭露沒有明文禁止，也沒有相關的罰則。還有，關於媒體分潤的問題也沒有提及，如果沒有相關規範，要如何確保產製內容的媒體能有優質的環境？

前NCC委員、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翁曉玲認為，《數位中介法》和之前的法律最大的不同，是因為他有罰則，某種程度是可以說是NCC加強了對於平台業者的管制，但從宏觀來看，但看不到政府對網路治理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到底是要好好管理這些平台業者，還是大的平台業者管不到，只能針對這些小型平台？然後把這些小的平台業者全部一網打盡。

翁曉玲強調，這個法是要強調對於平台業者的問責機制，基本上應該是不分平台業者的大小才是，一律都要負起資訊揭露及透明度的責任才是，當然法裡面也有針對比較大的平台、用戶230萬以上課以額外的責任，但以歐盟來看，是要求4500萬以上用戶才算是超大平台，而不是去管一些小的平台，所以很清楚的，歐盟是針對Youtube、臉書等才管，而我們卻是大小平台都要管，將來實施後，可能會影響到台灣數位經濟的發展。

翁曉玲認為，歐盟的資訊服務法是針對想要管制的資訊類型，譬如說是對於仇恨的言論、暴力的言論等，或是說對於兒少廣告的管制等，可是在台灣的中介法只有針對可疑、違法的資訊，這樣涵蓋的面向就會非常的廣，顯見NCC中介法缺乏中心思想。歐盟的數位服務法對線下是非法的，線上也違法，不管線上、線下，歐盟處理的模式是一致的，但我們的中介法也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翁曉玲強調《數位中介服務法》比較有趣的地方是看起來像是要保護言論自由，所以對於行政機關將網路上的某些言論認定為違法、下架，但程序上還是要透過法官去發佈緊急限制令，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凸顯出政府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可是這樣的作法比較像是核發通訊監察書。但是核發通訊監察書的比例相當高，這樣中介法就會像是過個水、背書一樣，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並無實質的意義，翁曉玲不認為有必要再透過法院核發。

政治大學法學院廖元豪副教授表示，「言論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而網路平台是言論自由表示的主要通路之一，所以網路平台的自由非常重要，若是民眾討論政治就可能「被關注」，將導致民眾對公共事務關注的萎縮，一如大陸控制人民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或者若是討論食安就被移送法院，會對其他公共討論造成負面的示範效果，間接箝制言論自由，造成寒蟬效應，「如果心裡有疑慮，這個空間就不自由。」

廖元豪指出，雖然大家對假消息與仇恨消息等感到不滿意，但是卻不能藉此打壓，尤其不能讓政府直接決定誰是對的，言論自由的第一步，就是不要信任「由政府管理的內容。」他認為，應該是由業者自主組成公會，自律管理假消息與仇恨消息會是比較好的做法，中介法不能變成認知戰的前峰。

廖元豪表示，台灣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可能比歐盟的標準還高，可能接近美國。以大法官806號解釋來看，如果要管理內容應該是要在「別無他法」的前提下，且政府要負舉證責任。他認為，中介法的下架機制幾乎類似「事前審查」，因為就算訊息已上架，但對於尚未接收到訊息的使用者來說，都是「事前」，大法官744號對於事前限制也要求要以「最嚴格」的標準訂定，而不是像中介法第18條，甚至將是事前認定的權利交給行政機關做加註警語的權力。他認為，自律是最好的選項。

同樣也是前NCC委員的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何吉森表示，對於社群平台的法案可能是有需要的，但是法案必須更為謹慎，而且需要與業者建立從下而上的網路治理形式。他表示，即將成立的數發部對中介法應該要有所表示，數位經濟治理也必須被納入，以及業者如何提供且建立使用者資料庫，作為主管機關數位治理的參考依據。

何吉森認為，NCC應該要了解業者願意承擔多少責任，要如何落實，而歐盟DSA要求業者提供資料庫，但中介法卻不敢碰觸，對業者不敢要求，這並不是聰明管制(smart regulator)的作法。他進一步指出，專責機構的執行業務甚至觸及新聞品質及自律標章，這都是準行政法人的公財團法人的認定，這些並不必要。

立委李德維表示，不希望這個法變成數位黨產法，未來將在立法院新會期好好審理此案。立委吳怡玎也表示，中介法草案對於內容的認定甚至觸及「公共對話」及「選舉程序」，她憂心中介法會加速網路言論被下架的情況，對言論自由產生負面影響。

國政會永續組副研究員褚瑞婷表示，NCC目前所屬財團法人的董事是由法人自行遴選後報請NCC同意，董事長也是由董事互相推舉而成，並非像中介法專責機構將人事權的遴選派任都交由NCC決定，而兩個財團法人的年度預算也只有1.6億，甚至於需NCC挹注，顯見NCC要提撥25億成立專責機構實在不合理。

陳宜民總結表示，NCC雖然想要打擊假消息，但草案爭議太多，又缺乏各部會的橫向聯繫，政治目的太過明顯，最後可能會阻礙中小型數位經濟的發展，整個草案還有太多可以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