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时代的機遇與挑戰

張宇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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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時中部長日前所舉行的記者會傳達了不少有意義的訊息。在指揮中心成立一百天以來,台灣的防疫經驗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典範,使得中國敲鑼打鼓的大外宣與維穩鎮壓的防疫政策成了諷刺的對照組,正當各國對中國隱匿疫情進行輿論與法律戰時,台美衛福部門負責人的視訊對話自然擁有高度的政治意義。

直白說,台美雙邊視訊對話其實就是「台美防疫夥伴聯合聲明」下的產物,除了共同研發製造快篩試劑與疫苗外,華府更希望將台灣的防疫經驗作為全球的公共財,並透過專家學者論壇提升台灣國際參與,並為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創造條件。

值得關注的是,台灣連續十六天無境內感染案例與近三日的零確診的事實,已經否決韓國瑜舉行兵棋推演的必要性,因為全然不存在推演所需要的「想定」與「情境設定」,必然讓這項活動陷入盲人摸象或頭痛醫腳的窘境中,說穿了 ,硬推非但不能解決問題,而是製造額外的假議題或新問題。此外,陳時中解釋快篩與普篩的意涵,更是間接打臉高雄先前想要推動的醫療人員篩選的政策。在可能出現大量偽陽性的狀況下,除了造成社會無謂的心理恐慌,更稀釋了寶貴的資源並造成醫療人員的「缺位」狀態,徒增防疫與社會成本。

相對於世界各國險峻的疫情,台灣當下的確診數字確實讓國人享有片刻的小確幸,也讓民眾對於回到生活日常看到了一線曙光。若以棒球比賽作為類比,台灣在完成七局賽事後已進場地整理時間,由於戰略規劃與戰術執行得宜因此取得領先比數,休息階段恰是教練與球員調節體力並設定下半場策略的時刻,必須考慮未來是否可能爆發新的風險,同時思考球隊未來重建的方向。

平心而論,防疫政策與恢復經濟生活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顧此失彼的關係,防疫政策本質就是對民眾居家生活的緊縮與限制,經濟生產則是強調貨暢其流的開放。若從有效治理的觀點思考,在疫情動態發展過程中,每個國家面臨的社會條件與生產要素截然不同,兩者之間的天平比重也該機動調整;這些政策的調整必然涉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合作關係。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疫情險峻時必須配合中央超前部署政策,除了柯文哲多此一舉的口罩販賣機,或是韓國瑜意圖推動的醫療人員普篩外,許多縣市首長的確在「順時中」的基礎上落實防疫政策;正當疫情趨緩經濟生活有望鬆綁之際,地方則又肩負起一線紓困的角色。近來,台南市長黃偉哲之所以對1968APP系統有意見,則因在懲處出國觀光公務員、小學確診停課標準、處罰囤積口罩業者、臨檢八大行業違規營業等政策中採取「超超前部署」角色,然而警示系統的預警失常卻對台南在地的觀光消費造成困擾。如何讓地方在整體防疫政策的「收放之間」尋求平衡關係,顯然是中繼佈局與救援投手陸續上場後必須面對的課題。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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