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卡羅》反思「文青化」的台灣

作者：番仔火（Hoan-á-hóe）／東南洋人記事

號稱台灣史上最大規格的史詩級鉅作《斯卡羅》，在還未正式上映前就可謂「萬眾矚目」、「未演先轟動」。及至開播不久，出現各種反響：許多觀眾發現自己對這段歷史比較陌生，於是認真查閱相關背景資料；也有一些觀眾可能是因「期待過高」，例如期待劇情能如膾炙人口的知名美韓日劇般高潮迭起、張力十足，又或者至少能像某些「歷史偶像劇」一樣，看到扣人心弦的浪漫感情戲，因而對上映後的劇情推展，感到有些「不如預期」。

其中，又有些觀眾因此說：這齣劇作炒熱起來，還不是基於某種「台灣價值」的政治正確？之前的讚譽是言過其實⋯⋯云云。

筆者個人認為：這部戲的劇情鋪陳方式，的確讓許多人摸不著頭緒，主線亦不夠清晰。關於此點，網上已有不少深入的劇評，我就不針對劇情本身做什麼班門弄斧、狗尾續貂的評論──然而，這部劇作的賣點和可看之處，本來就不是劇情，觀劇者也不見得就能因此彰顯什麼「台灣價值」。

因為，對我而言，《斯卡羅》最大的亮點與價值在於：它讓人看見尚未「華化」和「文青化」以前的台灣，長得是什麼樣子。

如此「多語言、多文化」的台灣，顯然讓不少人覺得很陌生──尤其是中文圈內的東南亞華人群體和許多香港人。他們習慣的台灣，就是一個「華化」和「文青化」後的台灣。其實，連不少台灣人也是如此，難怪在看完此劇後，對這點沒有任何感觸。

什麼是「華化」、「文青化」的台灣？

所謂「華化」，與肇始於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中國國族建構工程」有關，當時有些「中國」知識份子師法國外的民（國）族主義（據知尤其師法日本），嘗試建立一個「民（國）族國家」（Nation-state），傾向強調一致甚於多元，也開始有現代國家「國語」的概念，「中國人」講「國語」（華語）這種國籍和語言之間的等值鏈才被建立起來。台灣稍早於 1895 年已被大清割讓給日本，因而沒有參與其中，在日治時代仍是基本維持像《斯卡羅》的時代背景那樣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

大清治台 200 多年，日本治台 50 年，住在台灣的各族裔（包括原住民、也包括「唐山人」的不同母語族群）母語受到的打壓仍相對較低──直到 1945 年「正式」與中國國族建構工程接軌因而「華化」之後，各種本地語言的生命力每下愈況，有些進了加護病房，有些則瀕臨滅絕。

而這真的是「自然淘汰」嗎？我曾看到有人要自己的祖母別和他說客語，改說「國語」，因為聽不懂。令人感嘆的是，這位八旬老人家反而能說客語、閩南語 / 台語、華語等至少三種語言。

至於「文青化」，指的則是台灣在「經濟奇蹟」以降，進入物質生活相對豐饒的社會、亦與歐美日等國文化大量接軌，遂產生出一種主流的「小資品味與特色」文化──這本身無關好壞，甚至因而帶起一陣台灣透過影劇、音樂作品向鄰近國家「文化輸出」的浪潮，只是它也可能讓許多中文圈的境外朋友誤以為這就是「台灣文化」的精髓甚至全貌，儘管這往往與本土文化和語言脫節。

當然，誰說台灣文化不能加入這些「文青」元素，甚至賦予本土文化和語言新氣象？目前有些年輕一代的母語運動者，就嘗試做這樣的結合。然而，從我一些馬來西亞中文圈的朋友意見中不難發現，他們也因為太習慣這種「華化」和「文青化」的「台灣」，導致對《斯卡羅》描寫的那個「台灣」非常陌生、甚至完全不感興趣，對於台灣的母語運動亦然（除了東南亞幾個國家華人社群裡同樣在推動母語運動的人以外）。

外人如何看台灣，我們又如何看待自己？

有趣的是，儘管多數馬來西亞朋友們對「台灣以前如何」不感興趣，卻又覺得《英荷條約》、《邦喀條約》、海峽殖民地建立等，這些馬來西亞本地歷史事件很重要。

其實，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同樣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加快推動了華語化。當時許多華校、書院開始把教學媒介語由閩粵等「唐人話」變為「華語」，以致至今還有不少大馬華人覺得「華人講華語」是「正常」或理所當然之事。今日他們當中雖還有不少人能講流利的粵語，但那某種程度上是受香港娛樂工業的影響（除了原本粵語就佔優勢的吉隆坡、怡保等地之外），然而他們對福建話、潮州話、海南話、客家話、福州話等「其他唐人話」，顯然不是同一種態度。

於是，當他們來到台灣、或透過影視娛樂作品認識台灣時，看到「華化」的台灣覺得親切，卻不知道這是 1945 年以後台灣本土語言逐漸式微的結果。

更讓我感到訝異的是，來自香港的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教授在評論《斯卡羅》時，除了像一般觀眾看重戲劇效果以外，還做出一些顯然去脈絡化和缺乏「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的評述，並未從中看到台灣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沈教授說：「⋯⋯但總體而言都是彆扭。相信最主要影響發揮的原因是語言：那幾位演員就是會說原住民的排灣語，也不可能流暢，他們的英文也似乎不及香港人的普遍水平，但劇集為了『國際化』，演員使用英語、排灣語比例還要刻意高於國語，令不少場面都像是讀稿，尤其以那位女主角最嚴重⋯⋯。」

關於沈教授的評論，筆者實在難以苟同。尤其是「為了國際化」那段，更是非常突兀且去脈絡化：難道清末時期的台灣，是一個以北京官話為主要語言的社會嗎？難道說官話會更為正常？而且，「國語」是中國國族建構工程萌芽之後才有的概念（雖然「官話」和「國語」是同一種語言，但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說排灣語又與「國際化」何關？同為南島語系的海洋東南亞各地人士都無法聽得懂，為何牽涉到國際化？涉及「洋務」者以及作為洋醫生的僕人，說英語怎麼會是刻意呈現「國際化」？這難道不是為了呈現真實的語言現象嗎？

如果真的只是為了「國際化」，《斯卡羅》大可像《末代皇帝》、《花木蘭》一樣幾乎全劇使用英語。

而「他們的英文也似乎不及香港人的普遍水平」，更是明顯的香港本位視角。今日台灣一般人的英語能力，確實普遍不及香港人，演員亦然。但不只是現在，對於清末那些常與西方人來往的台灣人、唐山人而言，英語終究不是主要語言，誰說當時那些台灣人的英語就一定得順暢不彆扭？在多語的環境裡每種語言都得說得很好嗎？尤其當時時空下的劉明燈、蝶妹（劇中角色）都沒受過正式的英語教育，「彆扭」有時才是自然。個人認為蝶妹的「英語問題」其實反而在於「華語腔」太重──按她所扮演一位以排灣語、客語、閩南語 / 台語為母語的人來說，英語的腔調不太可能是這種當代台灣華語腔。

至於原住民語講得「彆扭」，則是另外一個議題：對於現在族語能力喪失，許多原住民演員要在這樣的歷史劇裡說當時斯卡羅人的第一語言排灣話，確實是彆扭且不自然（但很多原住民演員不是南排灣的）。這其實反映了台灣過去幾十年來語言政策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人們的母語或稱「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能力愈發低落，社會愈發單語化。不僅原住民族語，有些演員的台語和客語也是在拍攝前惡補。

演員的母語能力問題，本身就是個結構性的歷史問題。沈教授在批評之餘，似乎沒有看到這一層。

在討論「國際化」之前，我們更須明白自己來自何方

如果是用消費主義心態，期待此劇能滿足觀眾要的戲劇、娛樂效果，自然無可厚非，畢竟這是觀賞戲劇的目的之一。但我認為《斯卡羅》這齣戲的價值之所在，本就不在於此。要看「歷史娛樂劇」，好萊塢電影或韓劇可能就足矣，甚至某些「類戲劇」也很精彩。

本劇之所以使用不同語言，不是刻意呈現「國際化」，而是刻意讓觀眾「意識到」過去台灣曾經存在的語言和文化「多元性」──這樣的環境，卻是當代台灣人相當陌生的。

本劇為還原當時脈絡，確實在語言方面下了不少苦心：就有網友指出，如吳朋奉飾演澎湖來的船老大，刻意用澎湖的白沙鳥嶼腔；飾演蝶妹的溫貞菱，也特別把她的客語海陸腔調整為四縣腔。雖然就筆者比較熟悉的閩南語部分，發現有些詞彙應該不會是當時使用的，但仍瑕不掩瑜。

但若我們「文化意識」不足，或許就只會在意語言表達的「戲劇效果」如何，不會想到還原台灣在清末時期語言的多元性，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動的事。同時，台灣社會被沈教授等人看成一個「理所當然該說華語」的地方，也間接點出這個閩客後裔和原住民加起來超過九成的社會，人們卻逐漸失去自己的母語、以華語為第一語言的單語化社會現狀。

記得 2009 年第一次去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太平，那裡的唐人是以福建話為主要語言，我和當地朋友說著福建話時，迎面而來一位他的朋友，也是講福建話。然而，當對方知道我是台灣人後，卻馬上轉用華語跟我說：「你好」，想想的確有些悲哀。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從《斯卡羅》的各方口碑，反思文化意識：高度「華化」、「文青化」的台灣，其實只存在不到 70 年》，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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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番仔火（Hoan-á-hóe），一個崇（南）洋的台灣人，現住中壢，不時出沒於車站周圍的東南亞商店和食舖。喜歡穿 batik、吃咖哩、聽印尼歌，青少年時期就在教會接觸到菲律賓人，曾在印尼教會聚會超過半年。2009 年開始來往馬來西亞，眼界被打開，親炙多元文化的景致，深深體會到分歧、差異並不必然代表標籤、分裂。2016 年成為馬來西亞女婿，可說是多年來與這個國家相交的成果與意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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