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亞入歐」到「由歐入亞」：日本的東南亞國策

作者：文德彬／ The Glocal 研究員

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1年宣布「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外交策略，獲視為美國欲遏止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而安倍晉三在2012年12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後，便積極配合美國，在東南亞拓展外交。

此次安倍晉三一如外界所料，帶領自民黨為首的執政聯盟輕鬆勝出眾議院選舉，並成功維持選舉前的三分之二議席數量這個絕對多數優勢。

可以預計，安倍晉三不但有望在未來五年任期內實現「修憲」終極大計（2018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相信也沒有什麼懸念），他的「南向」政策有望延續，令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更加緊密。

一切由福田主義開始

日本於二次大戰後，起初以戰後補償的名義，協助部份窮困的東南亞國家重建社會。

到了1970年代，隨着日本經濟急速增長，東南亞成為繼美國後最主要的日本產品出口市場，但同一時間日本的經濟擴張阻礙了東南亞本土產業發展，加上釣魚台主權爭議及東南亞親美政權相繼倒台，東南亞當時捲起了反日浪潮。

時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於1977年出訪東南亞時，於菲律賓提出後來稱之為「福田主義」（Fukuda Doctrine）的東南亞政策，強調日本本以平等方式協助東南亞國家團結和更有效溝通，達至地區和平穩定。

外界最熟悉的部份、即日本對東南亞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亦由此起。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數據，日本於2015年的雙邊ODA（bilateral ODA，即日本與受援助國家均同意有關援助）錄得近120億美元支出(1)，包括東帝汶在內的東盟各國便佔了32.71億美元，可見日本非常重視東南亞。

由無償援助到新東京戰略

日本用於東南亞的ODA，既有無償援助亦有低息貸款，既有直接（即是日本外務省所指的雙邊ODA）亦有間接援助（例如日本透過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國際機構注資），覆蓋範圍包括基建、提升法治、提升海上安全、災害預防、醫療及維和等(2)。

時至今日，日本對ODA的概念已由單純援助擴展至發展區域經濟，鞏固日本的政經影響力。

日本與湄公河流域五國（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和泰國）於2009年舉行首屆湄公-日本峰會（Mekong-Japan Summit），商討日本如何協助五國培訓人才和增加基礎建設，發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即「東西經濟走廊」與「南北經濟走廊」）。

峰會至今舉行了九屆，日本分別在2012和2015年發表了《2012年新東京戰略》（New Tokyo Strategy 2012）及《2015年新東京戰略》（New Tokyo Strategy 2015），以每三年為綱領的方式，確立日本對促進湄公河流域經濟的政策框架。

拉攏東南亞，抗衡中國

在《2015年新東京戰略》中，除了講述日本在人才和基建等各方面援助五國，給予7500億日圓ODA，其實也包含了日本對五國的要求——支持日本提升國際地位。

內容列出五國與日本同樣表明支持維護南中國海航行自由、關注北韓核問題，以及支持增加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議席（即支持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雖然東南亞各國大多採取平衡外交，但假如新興的東盟經濟體，願意與日本加強關係，甚至支持日本的外交策略，對於日本這個美國亞太首席代言人來說，對自身的國防以至美日同盟，均能得以鞏固，應對中國擴張。

日本一直倚賴入口的外國石油作主要能源，而大部份石油均途徑馬六甲海峽等南中國海水域東輸日本，維持水域屬多國共享（即不被中國主導水域）是日本的東南亞政策重點。

安倍晉三去年和今年分別訪問了菲律賓和越南，期間承諾協助菲越提升兩國海岸防衛隊的裝備，給予菲律賓兩艘90米長的巡邏艦和10艘較小的艦隻，並獲越南批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艦隻停舶金蘭灣（Cam Ranh Bay）。

至今，日菲已舉行過海上聯合軍事演習，而日越亦於今年6月以打擊非法捕魚為名，執行了首次聯合海上巡邏任務。

菲越兩國在南海主權爭議中立場最強硬，安倍晉三此舉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今年6月亞洲海空系統科技展覽（Maritime Air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Asia 2017，MAST Asia 2017）前夕，日本防衛省特意事先邀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的軍方代表到東京出席一個軍事科技研討會，確保他們出席日本官方主辦、為期三日的Mast Asia 2017。

隨着日本與東南亞的國防及軍事合作越見緊密，除了已知的民用產品貿易投資，可預期日本軍工企業亦將在東南亞市場分一杯羹。

日本民企的南向戰略

政府間層面的互動以外，日本民間企業在二戰後便積極發展東南亞市場。踏入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加上中國經濟崛起，日本一度減少在東南亞的投資比例，增加在中國市場的份額。

隨着中國在區內的政經影響力，與其反日的中國官方民族主義同樣日漸擴張時，日本民間企業意識到中國的投資環境長遠對其不利，結果再次回到東南亞市場的懷抱。

日本瑞穗集團旗下智庫瑞穗綜合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於2013年出版《図解ASEANを読む解く: ASEAN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つ60のテーマ 》（2015年推出修訂版，台灣正體中文版譯為《圖解聚焦東協：剖析各國實力與趨勢，掌握最新經濟布局與關鍵》），提到日本企業於2013年起大幅增加於東盟成員國的投資金額，並陸續減少投資中國，主因是2012年9月於中國發生大規模反日示威（反對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把釣魚台「國有化」），令駐中國的日本企業面對更大風險。

《圖解聚焦東協》亦提到，日本企業由2010年起，逐漸把東南亞的市場擴展至勞動成本較低、位處湄公河流域的東盟國家，當中以緬甸和柬埔寨的日企增加數量最多。可預期將有更多日企呼應上述的《新東京戰略》，西漸湄公河流域尋找商機。

超越美日國境以外的美日同盟

假如說安倍晉三是欲修訂《和平憲法》第九條，是為了令日本變成與美國平起平坐、締結真正的美日軍事同盟，日本向東南亞發展便可看成美日同盟由純粹國防性質，變成帶有政治及經濟意味同盟，進而擴展至境外，形成制衡中國的網絡。

對美國來說，由日本出手鞏固東南亞國家與西方陣營的外交關係，不論過程和成效均較遠在太平洋另一方的自身佳；而對日本來說，得到美國默許（不反對修憲）和支援下，發展東南亞（甚至西至印度）外交是日本現時擴大外交影響力最可行的途徑。

日本一切的東南亞外交政策基礎，與美國現時的相同，均是避免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倒向中國。

如果一百五十年前的明治維新象徵日本「脫亞入歐」，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後的日本則「由歐入亞」，不過此刻的日本，早已成為「歐」的一份子，此刻「入亞」反倒是爲了提升其在「歐」的地位了。

1. http://www.mofa.go.jp/files/000286342.pdf
2. http://www.mofa.go.jp/files/0001759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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