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作為「帝國理論」的《大學》談「強國崛起」

作者：曾昭明 (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2017年10月15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在週日副刊發表中國專題，在主標題《中國：回歸強權大國》（Chine : le retour de la grande puissance）旁，罕見地搭配了醒目而不無反諷意味的漢字：「中國，強國崛起」。

這個舉動，隨即引發中國媒體中央電視台的注意，《環球時報》也發表社評，指稱法國媒體報導「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中國國力強大的同時，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國際地位與超級大國美國相媲美」，而世界「已經進入了中國世紀」。

人民網等媒體，相繼轉發這個社評，當做中國擁有「超級大國」地位的明證。中國網民陷入一片歡呼和瘋狂，認為法國總算承認了「中國崛起」。

然而，從台灣的視角來看，我們卻注意到：《世界報》的這個中國專題，有一個副標題，將習近平稱為「紅色皇帝」。

在法國媒體的看法中，中國的「帝國式崛起」，無疑是與中國「回歸帝制」的進程平行發生的趨勢。

這種「帝國與帝制並行」的趨勢，相當符合梁啟超的想法。就如同《世界報》的中國專題所點出的，習近平向世界提出與美國不同的「中國夢」，並希望藉此在世界舞台上與美國抗衡。

對許多天朝學人，如果習近平能讓中國成為取代美國的新世界霸主，那麼，習近平想做「紅色皇帝」，有何不可？有什麼好反對的呢？即便如此，對中國以外的世界而言，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會是：「華夏式的天下帝國」，將把世界帶往何處？

要答覆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追問：天朝權力集團與學人們，究竟追求著什麼樣的「帝國」？或者說，中國採取了什麼樣的「帝國理論」？

「中國式的帝國理論為何？」這點，當然是個複雜的問題。不過，如果要勉強做出一個簡短的說明，或許我們就該回到華夏文人耳熟能詳的古典文本，儒家的經典《大學》。

眾所周知，《大學》說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但人們通常忽略了，《大學》也是華夏漢字文化圈關於「帝國理論』的古老文本。「平天下」的「平」，當然指的不是現代意義的「列國平等」和「公民平等」，而是宇宙論神學下的「平定」。

天下萬物萬民，都能各「定」其「位」，各「安」其「位」，就能導向「帝國式的和平」——或者，用《大學》的專門術語來說，就能落實「天下太平」。

我們可以說：帝國式的「天下太平」，不但是《大學》的至高宗旨，也是華夏儒官集團古來的集體理想；而且，從古典「帝國儒教」的觀點來說，能輔佐「聖王」的「儒官集團」，還是達到「帝國和平」不可或缺的贊翼。

對古典的「帝國儒教」，「帝國式的和平」，不但是曾經達到過的「世界狀態」，而且更是應該實現的未來理想。可是，我們當然不該怠忽了一個基本事實：《大學》的「帝國理論」，是有著獨特「儒家氣質」的「帝國理論」。

《大學》強調，帝王應該盡力去擴張帝國的勢力範圍，要「日新又日新」，使得帝國「其命維新」；並且，在進行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從另方面，《大學》也警告著帝王和儒官集團：帝國的擴張，必須「止於至善」。

在《大學》的「帝國學問」（「大學問」）體系中，「格物致知」是「帝國經綸術」的第一要素，而「格物致知」的「知」，最主要的指涉就是「知止」。

《大學》所建構的「帝國經綸術」，是以教導人民「知止」的德性原理為目標的帝國治理技藝。在這種帝國治理技藝中，教導人民「知止」，「堅守自己的崗位」，盡善盡美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所謂「止於至善」），構成了維繫「普世性的帝國秩序」的最重要基石。

可是，「知止」的德性原理，不僅適用於人民，也適用於帝王和儒官集團自身。

就如同《詩經》說的，「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帝國的擴張是可以沒有界限，可以擴張至每一塊人類居住的地域或空間，但帝國的有效治理卻是必然有限制的，必然須要「止」於帝國治理所能「安定」的「民」。

依據《大學》所創制的「帝國理論」，「知止」的「人民」，對帝國擴張形成了「自然的道德界限」。無論帝國事實上能掌握的「勢力範圍」有多少，要讓「人民」能「明明德」，能「各安其位」，始終是建立「世界性的帝國秩序」的前提條件。

如果上面對《大學》的「帝國理論」的詮釋是大體無誤的，那麼，我們或許就可以接著問：按照這種古典帝國儒教的標準來說，今天的中國權力集團，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是否的確實現了理想的帝國治理？

如果不是，那麼，以《大學》的古典「帝國理論」來衡量，恐怕就很難不說：中國今日的「強國崛起」，顯示了華夏的漢字文化圈，正邁向著「帝國過度擴張的危機」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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