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宇宙塑膠人”到“八酒六四” 用創意顛覆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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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八九六四”這四個數字是一個高度敏感詞。在中共的日曆上，六月四日是一個消逝的日子和危險的日子，凡是與這個日子有關的人士，在這個日子來臨之際，都會遭到嚴密監控。

正如慈禧太后殺了戊戌六君子之後，一輩子都忌諱談及戊戌年間發生的事情，防止爲戊戌翻案成為其政治佈局中的“核心價值”；鄧小平在下令動用野戰軍屠殺學生和市民之後，對那一場被淡化爲“風波”的事件也一直諱疾忌醫，尋找接班人必須以對六四的態度爲尺度，因為對這一事件的評價直接關係到其歷史定位。

然而，滿清政權未能阻止歷史爲戊戌變法正名，人們不需要由滿清政權“平反”戊戌變法，因為辛亥革命直接終結了滿清的統治，使滿清爲戊戌“平反”的機會和身份皆蕩然無存；同樣，中共政權也無法阻止歷史爲天安門民主運動正名，就連昔日對中共“自改革”抱有幻想的香港支聯會也不再使用“平反六四”的口號——在不久的將來，中共將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而六四的英雄們將被後人永久銘記。

與中共的鬥爭，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捍衛記憶的戰爭。在這個戰場上，不能讓日漸凋零的“天安門母親”們孤軍奮戰。這場戰爭需要代際傳承，也需要在北京之外“遍地開花”。在四川發生的“六四酒案”便是此一典型案例：當事人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张隽勇等人先後入獄受審，成都女诗人马青仅在微博上转发广告亦被刑事拘留。可見，這是一瓶足以顛覆自稱“充滿自信”的中共政權的酒，這也是一項讓紀念六四、銘記六四的理念形象化和普及化的“行為藝術”——八九六四的諧音正好是“八酒六四”，它讓那一道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官方和許多民眾刻意掩蓋和迴避的傷痕重新迸發出揪心痛楚，它將那一個充滿血腥、硝煙和眼淚的日子重新呼喚出遙遠而幽暗的地平線。

不同於艾未未式的、跟共產黨同樣卑賤和粗俗的“反抗藝術”，“八酒六四”在創意和勇氣兩個層面都將載入史冊：它本身的機智以及創意者對“求仁得仁”的責任倫理的持守，讓人聯想到當年捷克的“宇宙塑膠人”樂隊——「他們不跟當政者對話，只跟自己人對話；他們沒有變成異議份子，反而創造出一種可以暫時滿足自己的另類文化；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擁有了自由一樣」。

“六四記憶”的代際傳承

“六四酒案”中的一個亮點在於，人們看到了令人欣慰的代際傳承。

二零零七年，我曾陪同在台灣推動二二八正名、讓這場屠殺突破從禁忌進入公共輿論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蘇南洲拜訪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蘇南洲希望以重評二二八爲中心的台灣的轉型正義成為未來中國的借鑒。

那一次，蘇南洲重點談及代際傳承：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二二八才在國家政策層面得以“反正”，這是整整兩代人長大成人的漫長歷程。二二八受難者的子女及孫子孫女輩從未放棄對真相、正義和光明的追求，更多的陪伴者、同情者和同行者也是數十年如一日不棄不離，最終迎來曙光乍現。當時，丁子霖感嘆說，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代際傳承，就連很多六四受難者的後輩，甚至天安門母親組織資助上了大學的孩子，後來都轉身離開這一場域。

丁子霖擔憂的代際傳承的中斷，近年來已經不再是一個嚴峻的困境。陳衛和陈兵這對孿生兄弟在民主路上的“交接棒”算不上代際傳承，他們同是八九一代：當年，陳兵接受哥哥的託付，在家留守，照顧父母家人。如今，哥哥在坐第三次牢，弟弟在母親为母下葬次日就因参与制作“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被成都警方拘捕。陈兵對律師說：“八九时，如果不是陈卫要把照顾家庭的责任交给我，我肯定会去北京，就可能死在清场的时候了”，“（酒瓶上）那句‘永不忘记、永不放弃’，就是我们需要对六四追寻真相。

纪念六四，永不放弃对真相的追求，是我身为八九学子必然的选择。如果要因此判刑，不管是5年还是10年，都是我应当的承担，也是我和陈卫兄弟俩应当的殊途同归，只是愧对家人。”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弟！

陳衛、陳兵並不孤獨。參與“六四酒案”的人士，既有八九一代，也有七零後（八九年的時候在上中學）、八零後（八九年的時候在上小學或幼稚園），甚至還有八九年之後出生的、更年輕的一代。近年來，在報紙上刊登“向天安門母親致敬”廣告、六四公祭以及“六四酒案”等事件，若干當事人為之付出沉重代價，但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使越來越多青年一代被觸動、被喚醒、被啓蒙，進而成為六四的關懷者、言說者和記錄者。

可見，再高明的愚民政策，也不可能貫穿所有的時間段、愚弄所有的人。經歷過六四的那一代，有的離去，有的背叛，有的同流合汙，有的與狼共舞；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後來者絡繹不絕，尋求真相和真理的年輕人不會斷絕。

二零零零年，我經劉曉波的介紹與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群體接觸時，天安門母親們說，如今終於有並未親身參與六四的七零後青年心念六四了，讓她們覺得前面還有希望。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海內更有一群留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如古懿、秦偉平、權平、張樹人等人，先後挺身而出，爲六四死難者發聲，公開批判習近平政權的倒行逆施。

為此，有人遭到拘押，有人有家不能歸，有人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安全部門的威脅恐嚇……他們毫不妥協，風雨前行，毫不比六四一代遜色。照理說，他們不是六四當事人，沒有親人在事件中受難，自身的人生軌跡也未曾受該事件影響，他們純粹是出於公義和良知才選擇“在沉默中爆發”。中共當局扼殺六四記憶、封鎖六四資訊的企圖全然失敗，火從冰中噴湧而出。

民主運動的“地方誌”

“六四酒案”發生在四川成都，此前陳雲飛策划在報紙上刊登“向天安門母親致敬”廣告也發生在成都，這絕非偶然。四川的民間社會最具活力，四川的異議思想者和人權活動人士層出不窮。

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自古以來，四川人天生就有“反骨”。辛亥革命的先聲是四川的保路運動，若沒有捍衛私有財產權的保路運動，湖北新軍被清廷調動去四川鎮壓該運動，使湖北的防務出現漏洞，武昌起義未必能輕易獲得成功。

身處帝國邊緣的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這一塊，從來是魚米之鄉、風調雨順，人們自然而然地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我們要奉養遙遠而專橫的皇帝及其朝廷呢？我們自己可以過“小國富民”的生活啊！四川歷來就有脫離中原或北京的控制的分離主義衝動，以及奮起反抗強權、自己當家作主的意志。

在當代的幾波民主運動當中，四川人從未缺席，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在八九民運中，成都學生和市民抗爭之激烈、規模之宏大、犧牲之慘烈，僅次於作為首都的北京。

在九十年代以來的民主黨組黨、零八憲章、維權律師崛起等後浪推前浪的民主浪潮中，四川有許多草根人物赤膊上陣、前赴後繼。再比如，以基督教家庭教會參與公共事務而論，王怡牧師帶領的成都秋雨之福教會是最關心六四及自由、人權議題的城市新興教會。

每年六四前夕，秋雨之福教會都會舉行大型禱告會，並設有良心犯救助基金。四川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學者亦如群星璀璨、相映生輝：胡平、廖亦武、冉雲飛、蕭雪慧、徐友漁、譚作人、劉賢斌、歐陽懿……名單可以一直開下去，他們爲追求民主自由而失業、坐牢、流亡。即便如此，他們從未停止對六四及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懷、記錄、推動和研究。

中國民主運動必然具備多個面向。在地理和空間的意義上，中國的民主運動不應當“唯獨北京”，不應當完全圍繞作為政治權力核心的北京來展開。民主運動要達致的目標，不僅是在中央政府層級實現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全面普選、憲政法治，更需要在地方層級實現真正的地方自治（不排斥某些地方以“住民公投”的方式選擇獨立）、文化宗教及歷史傳統的多元並存。聯邦制和邦聯制都是未來中國的可能選項，甚至解體中國、重建華人文明圈也是可以某種想象的願景。是故，四川和其他各地區（如民主運動的重鎮廣東、浙江等地）的民間抗爭應，當受到有識之士和國際媒體的更多關注。

以創意顛覆獨裁政權

中共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逮捕和審判“六四酒案”多名參與者，反映出獨裁者內心的虛弱和懼怕，一個被幾瓶酒就給顛覆掉的政府，豈有統治的合法性可言？

不過，從另外一個層面而言，“銘記八酒六四”這一創意，確實對專制政府具有潛在的顛覆性。正如當年捷克的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讓捷克共產黨政府心驚膽戰一樣，陳兵們發明的這種“六四紀念酒”讓習近平一口都喝不下去——殺人兇手喜歡裝扮成溫柔慈愛的“狼外婆”，但這瓶如同苦口良藥般的“酒”讓其瞬間原形畢露。這個酒瓶裡，裝的不是酒，而是紅色的鮮血。無論習近平的“中國夢”表面上如何光鮮亮麗，依然掩蓋不了滿屋子的血腥味。

共產政權什麽都怕，怕菜刀，怕搖滾，怕酒，怕兒童繪本，怕真相，也怕良心。誰也沒有想到捷克共產黨的掘墓人居然是名為「宇宙塑膠人」的一支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在捷克民主運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樂隊成員一開始只是出於對音樂的熱愛而開始其事業、並沒有充當反對派的計劃，但他們的狂野的音樂點燃了憋悶已久的民眾對自由的渴望。

捷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統、異議作家哈維爾，在回憶錄中如此記載與「宇宙塑膠人」的第一次會面：一九七六年，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有個朋友拎著酒跑來敲門，提議他跟一個名叫伊凡·西羅思（Ivan Jirous）的年輕人見見面。西羅思別名「馬哥（Magor）」，是「宇宙塑膠人」的「藝術總監」，是這群滿懷激情的波希米亞浪子的精神領袖。哈維爾此前熱愛古典音樂，對搖滾樂並不感冒，他只是抱著「姑妄聽之」的心情，和馬哥在布拉格安排了一次會面。那天，馬哥拿出了兩三捲卡帶，塞進破舊的錄音機，放給哈維爾聽。哈維爾聽著錄音機裡的音樂，頓時大受震動，推掉其他約會，跟馬哥跑去酒吧，徹夜聊到天明，從此兩人成為忘年至交。

多年後，哈維爾如此描述那天的感覺：「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這就是藝術的神秘力量。

後來，捷克當局悍然抓捕樂隊成員，哈維爾拍案而起表達抗議，自己也被關進了監獄。此事成為七七憲章運動的先聲，也爲一九八九年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打下了伏筆。

獨裁統治者的愚昧總是超過人們的常識。難道捷克當局真的相信「宇宙塑膠人」的音樂會毀掉整個政權嗎？或許，正因捷克當局相信這種音樂必須被消音，搖滾樂反倒成為民間某種心照不宣的反抗符號。極具諷刺意義的事實是，這個自信滿滿的政權真的垮了，而且崩潰的原因確實始於一個遭到迫害的搖滾樂團。

同樣的道理，我們相信，“銘記八酒六四”必定是中共的一道催命符。中共可以將陳兵等人關進暗無天日的監獄，卻不能摧抑他們捍衛記憶、擁抱自由的決心。

公民社會跟共產黨政權的這場競爭，不單單是意識形態的競爭，更是創意、文化和審美等全方位的競爭。共產黨裡面已沒有人能像當年毛澤東那樣，可以掀起類似文革這樣的、空前絕後的行為藝術；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拙劣模仿，只能是東施效顰、徒增笑柄罷了。而像“銘記八酒六四”這樣的創意，擁有如同核彈般的內在能量，庖丁解牛般地解構專制制度，還會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