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期英國到今日台灣:人才外流還可以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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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Getty image

作者/獨立評論

文/徐偉庭

許多國家在面對人才外流的問題時,都自然地將問題歸於政治或是經濟領域的範疇,認為起因和解決之道可以從這兩個領域中尋獲。然而,問題卻不全然止於此。在政治與經濟兩者背後,事實上有個更深層的動力在帶領它們,影響它們在各自領域的思維和決策。

有鑒於台灣人才外流的問題依然嚴重,且始終沒有發現問題的癥結點,我們是時候從不同的觀點看待人才外流的問題,並點出是什麼在背後影響著一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運作。

本文欲提出的論點是:人才外流的問題事實上存在於圍繞在政治和經濟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該意識形態在各領域決策上所體現的思維邏輯。也就是說,人才外流雖然看似是政經領域的問題,但事實上背後有一個正在運作、並且屬於「哲學」思想範疇的意識形態,而這意識形態,正是決定人才是否外流的關鍵。

不同的意識形態,會對國家整體的發展造成不同的影響與結果。本文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Socialist Ideololgy),是造成一個國家人才外流的最根本原因。

19世紀出走的英國知識份子

事實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導致人才外流的現象並非當代才出現,歷史上就有諸多先例。在我們回過頭來比較思考台灣人才外流的原因前,本文首先將以曾有「日不落帝國」之稱的英國為借鏡,一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英國在上個世紀中期的經濟發展,以至造成人才大量外流。

上個世紀英國人才外流的情形有多嚴重?我們可以從幾份當年的報紙看出。1964年2月,《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出現了一連串英國高級知識份子出走的報導。其中2月13日的文章標題這樣說:「又有5位科學家將離開英國;國家正在尋找出走的原因。」而文中第二段末尾則透露:「自週末以來,至少18位科學家已經聲明他們將準備離開(英國)。」

2月16日的《紐約時報》更進一步地以數據顯示當時英國人才外流的嚴重性,並提供了人才選擇出走的解釋:

英國在科學家持續不斷離開的熱潮下,再一次展開出走起因的調查,並強烈要求尋獲解方⋯⋯

根據一項由大學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所發表的調查,英國在上個學年度失去了160位資深大學教師,其中大約60人去了美國。

根據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去年的報告,除了大學的資深教職員以外,剛獲得博士學位的英國科學家們以一年至少140人的數量選擇永久離開英國。這大約是國家(博士人才)產出的12%。

永久離開的科學家們最普遍的解釋是:在美國可獲得並用在研究器材及工作人員的資金,是國內無法相比的。有些更坦言是被比在英國高2倍甚至3倍的薪水給吸引,而且他們認為,美國普遍對科學的成果及努力有更高的重視。

從上述報紙引文可以看出當時英國人才外流的嚴重程度。而針對此問題,在當時也引起了各界不少知識份子的關注。哲學家艾茵・蘭德(Ayn Rand)[1] 在196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中有篇文章〈阿特拉斯聳肩了嗎?〉(Is Atlas Shrugging?),指出造成英國人才大量外流的原因。她認為,英國大約自19世紀末起,廣為知識份子們接受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鞏固,而建立「社會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思維也已充斥整個社會。這樣的意識形態和思維使得英國的經濟發展明顯趨緩甚至停滯,最終導致大量的人才(高知識份子)選擇出走。

蘭德在文章中不斷強調:雖然英國的人才外流看似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背後引導一切的意識形態(哲學);不同的意識形態將導致執政者有完全不同的思維,而不同的思維將體現在不同的政策上——最終帶領一個社會走向完全不同的結果。

為了討好「最大多數」,帶來某些決策偏移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建立高社會福利制度的思維之所以會影響經濟發展,原因在於:這樣的意識形態使得國家的許多產業領域都有「政府介入」。 當政府介入原本屬於民間的各項產業,產業便不再如以往地「自由」運作,而是必須遵照政府的各項規定,包含預算及支出等等,導致產業在運作上變得綁手綁腳,不僅效率降低,發展上也受限制。

除此之外,由於政黨與政客有選舉的需求,因此在政策上也更容易傾向(甚至可能盲目地)擁護民眾的利益,並反過來限制產業的運作和發展。

根據上面的報紙引文,當時的英國學術圈便是如此。由於圈內的研究經費多以政府單位的財政撥款為主(有如台灣的科技部),因此許多科學家在執行研究計畫的同時,也必須為了經費向相關政府單位提出申請。然而申請過程不僅繁瑣,得到的經費也往往不如預期。此外,由於學術研究主要仰賴政府的經費,政府單位對於研究的內容項目變得有參與和選擇權,因此根據政府單位當前不同的決策規劃,將使得某些研究計畫較容易取得經費,而某些較困難。

研究經費若是不足,對科學家/研究員的影響首當其衝,除了薪資不如預期,職涯發展也受限制。長期經費不足使得研究效率變差、學術研究成果不佳、無法獲得突破,因此對國家整體競爭力也有莫大的傷害和影響。

另一個與台灣相似的例子是健保制度。英國在二戰後開始實施「公費醫療制度」(Socialized Medicine),將國家的醫療體系大權交給政府,由政府提供全民醫療保健服務 ,就像是台灣今日的健保。這個政策同樣造成與醫療相關的學者及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在專業執行上被各項規定綑綁,尤其是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的專業判斷,常被政府的規範左右,以至無法提供病人他們認為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或藥物。

當時政府想要降低中央預算支出及醫療服務的價格,結果造成醫療院所內部的各項支出都必須節省,包括人力和醫療器材等等,也導致醫療品質下降,以及民眾長期濫用醫療資源等問題[2] 。然而因為健保直接牽涉到人民的利益、並間接牽涉到選票,因此政府在決策上總是以擁護民眾權益為由,選擇站在民眾的那一邊,使得許多與醫療產業相關的專業人才最終只能選擇前往其他地方就業。

為什麼政府介入多,反而對產業不利?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促使政府介入,除了上述對個別產業的影響之外,對整體社會的運作也會帶來衝擊。當政府介入並掌控某個產業領域,就表示政府在該產業領域必須投入資源(通常是經費),然而許多人常忽略的問題是,這些資源要「由誰生產」。簡而言之就是,錢要誰來賺?

許多人常常忘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並非無中生有,而是主要透過「課稅」得來。所以不管政府將經費投入哪個產業領域,實際上等於是全民一起買單。而一個國家中被課徵最多稅的,無非就是企業主。他們繳交的稅佔總體稅收的絕大部分。因此當政府撥經費給某個產業領域的時候,某種程度上等於是企業主們向該產業投入了一部分的資金。此時如果企業主們又再將資金透過私人或企業名義投入給某個產業,那麼企業主們等於是對同一個領域投入了兩次資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長期下來企業主們將逐漸減少對政府有介入的產業進行投資,使得許多產業失去了民間企業投入的資源,反而更加仰賴政府的介入。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產業中,凡是有政府介入的組織機構(比如學校、醫療院所、郵局、農會、甚至是私人企業等等)在各自的產業裡都算是「壟斷者」。因為它們在各自的產業領域與其它業者競爭時,由於有政府的幫助,使他們在競爭時可以獲得特別待遇;這待遇不一定使它們做得比其他業者好,但卻使它們不管做得多爛都不會被淘汰(倒閉)。當政府介入的產業組織機構越多,上述的情況就會越普遍,除了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以外,同時也必須援助更多經營不善的組織機構。

以上面提到的醫療院所來說,當政府出手援助那些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本應該被淘汰的醫療院所,政府一方面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則,使那些明明應該倒閉的院所仍然拿著政府/人民的錢經營下去;另一方面為了幫助那些競爭失敗的醫療院所,從國家的生產者(民眾與企業)手中拿走了生產者本來可以用來消費或是「提高生產力」的資源。政府的介入和援助不僅造成醫療產業無法進步,同時國家的生產者還因可提高生產力的資源減少,而導致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受限。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人才自然就會轉向經濟持續成長的國家發展。以上同樣的邏輯,可以應用在「所有」政府有介入的產業裡。

重新面對台灣的人才缺口

如果我們以上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一個國家運作的影響,反過來思考台灣人才外流的問題,其實不難發現,今天的台灣有如早期的英國,同樣走在社會主義的路上。

在台灣,不管是前面提到的學術研究還是醫療制度,亦或是「其他多項產業」,政府都有相當程度的介入。這不僅造成台灣許多產業受限以至影響整體經濟發展,同時也逼得各領域的優秀人才選擇前往產業環境更好的國家。

行政院主計處在2017年的統計顯示,台灣在2015年有將近73萬6千人在海外工作。有學者認為該數字的估計過於保守,實際數字應該更高。而英國牛津經濟學院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台灣將在2021年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才缺口」。

針對造成人才外流的主因,本文以上的闡述已經點出了元兇,然而筆者認為台灣當前最大的問題,除了社會主義意識形的渲染之餘,最令人擔憂的是對這意識形態的渲染仍然毫無察覺。今天台灣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不論是在街頭抗議爭取弱勢福利的熱血青年,又或是在政府單位效力的官員們,有幾個對這意識形態的渲染有所知覺?又有幾個人意識到自己其實是社會主義的推手?察覺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因為唯有意識到意識形態的存在,我們才能夠從不同的觀點重新檢視問題產生的原因。

人才外流對一個國家而言有著無法衡量的傷害。然而當一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人民的集體淺意識)選擇了社會主義,人才外流便是不可避免的事。大家普遍認為理想的北歐高社會福利制度國家,事實上也同樣遭受人才嚴重外流的問題。

本文希望藉此提醒讀者,我們是時候用不同的觀點來看人才外流的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問題,如同艾因・蘭德所強調的,是屬於「哲學」範疇的意識形態問題。因為不論是政治或是經濟,不論任何思維或決策,背後都有某種形式的意識形態或哲學在帶領著。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藉由人才外流的問題,以早期的英國為借鏡,重新思考我們面臨的哲學問題,重新思考台灣當前的定位,以及我們是否要繼續走在社會主義這條路 上。如此,我們才能清醒地為台灣的未來做打算,並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作者為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英文系碩士。)

[1] 艾茵・蘭德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及小說家之一。除了是暢銷小說家之外,她同時也創立了一套哲學系統:「客觀主義」(Objectivism)哲學。

[2] 有關台灣健保與醫療人員的現況,詳情請見周恬弘醫師〈全民健保開辦20年後的醫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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