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到通化的圍城輪迴—中國人不能承受之重

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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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季以來,中國疫情又有抬頭之勢,每天新增病例超過一百,而半數以上都集中於東北,人口約兩百萬的吉林省通化市是本次疫情復發的重災區。1月中旬發現幾名無症狀感染者之後,通化全市封城封戶,從街道到超商,從社區到家門,控制傳染源之餘也阻隔了生活物資的流通,當地居民湧向社群媒體表達不滿並尋求幫助,圍城內的不能承受之重,從一年前的武漢到一年後的通化倒帶式回放。

治理潰敗大哉問

社群媒體上的喧囂泡沫裡,一個巨大而尷尬的問題浮上水面——一年過去,為何防疫依然手足無措、漏洞百出,再度發生以防疫為名的次生災害?

在疫情尚未見底之際,中國宣傳部門便急不可耐地書寫「大國戰疫」,在疫情趨緩之際,更極力形塑「正確的集體記憶」,強調打贏這場保衛戰,全靠中共的制度優勢,一如唐山大地震後,《人民日報》社論認為「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說明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浪誇後的覆轍與標榜的制度優勢構成無聲而苦澀的諷刺,對被困城中的居民而言,假面背後的窘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從武漢到通化,官方只想低成本且快速阻絕疫情蔓延,漠視封管對物資的嚴重限制,在沒有民生配套下的硬性封管措施,造成的次生危害,甚至已經超過疫情本身,而讓數十萬人行動受限的封城指令處於真空且黑箱狀態——沒有公開商討過程、沒有任何周密計劃、沒有給居民提供足夠的預警。掛一漏萬、進退失據,中國念茲在茲的治理能力潰敗如斯,讓社會額外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

厚此薄彼與權責不符

18年前,台灣暴發SARS疫情,和平封院決策粗糙、缺乏配套措施與足夠的設備,未能有效封鎖病毒,造成醫療資源超載,疫情形勢一夕逆轉,前車之鑒促成傳染病防治法規和醫院操作程序的改進,讓台灣防疫體系能從容應對本次新冠疫情,兼顧防疫、紓困和人權保障。

兩岸對比,未必是一邊更具反思精神,而是是否存在促成改進的社會土壤,對於規模巨大、牽涉多端又反復發生的公眾災難,其原因必然鑲嵌在其標榜「優越」體制內,構成表像和實質的反映與折射關係。

首先是厚此薄彼。中國標榜的國家能力運作中存在結構性的偏向,並非各面向全能,一定是長於社會控制而拙於滿足民生和民權需求。面對復燃的疫情,與完成上級交代的防疫和維穩任務相比,滿足民眾需求顯得次要,這一偏好反映在隔離狀態下居民生活供應不足上,以當下的生產能力,出現問題的絕非物資生產,而是物資調配,一刀切的強力封禁後缺乏配套資源,即缺乏應對龐大的物資和檢疫需求足量的人力儲備,導致物資調度狀況百出,直接釀成人道危機。這同時也是中國汲取型體制的軟肋,對於需要自下而上集中資源的重大項目尚可應對,反過來輸送便是不同程度的混亂與失序。

對照其他城市圍城初期尚未封戶之際,包括同鄉會、同學會在內的一些民間組織幫忙解燃眉之急,提供醫療救助和物資供應的輔助,承擔了部分本應是政府解決的問題。不過從社會控制和宣傳邀功思路下,救災不久照例被政府壟斷,轉而對私力救濟重重設限,本次通化更等而下之,核酸檢驗陰性報告的檢測准入門檻使得社會動員至始至終由政府壟斷,民間毫無自救之法。

至於宣傳中的防疫「為人民服務」,開口閉口的「人民群眾」只是汲取資源的集體概念,被聚焦到個人,更是數目字管理下的維穩對象和「打贏防治新冠這一仗」的「一切代價」。換言之,民眾不是防疫的目的,而是完成防疫指標的手段。各地在維持防疫「大局」之下,也就不擇手段,毫不擔心犧牲個人的權利——哪怕是中國宣傳話術中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饑饉困苦於是在所不惜,唯在成為輿論熱點後才勉力糾偏。

民主國家如台灣,非常時期的防疫手段須遵循正當程序、法律授權、比例原則等框架,媒體、民眾都會檢視,人權侵害風險即便無法避免也限制在最小限度,對於實然和應然背離的脫序行為,公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參與調查、糾正與問責過程;而中國卻可無視防疫手段的合法性以及民眾的合作意願,不必考慮對違規者的執法過當、手機監控居家檢疫者、打擊網絡社群謠言種種疑慮,視「非常」為「平常」任意宰制,殺伐決斷毫不顧忌,事後的問責更是付之闕如。

和權責對應、權利讓渡的憲政相反,中國的專政體制權責倒掛,政府既無法被追責,也不能被限權,政府和民眾猶如刀俎之於魚肉,納稅人認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提供是恩情,如果不提供也不會問責,折射在防疫中便成為事前無授權、事後無問責的任意宰制。早在疫情暴發前數年,憲政等理念就被列入官方定向限制的西方思潮,弘揚權責相應理念的學者不少也成為宣傳、教育部門的整肅對象。

和權責對應、權利讓渡的憲政相反,中國的專政體制權責倒掛,政府既無法被追責,也不能被限權。(湯森路透)

中國公民不是沒有就公共災難向政府問責。時光倒回13年前,汶川地震後,公民譚作人與四川學者冉雲飛、北京藝術家艾未未等發起和組織志願者搜集遇難學生名單,就三項問題開展調查並向政府問責:地震帶上修建大型水庫的安全性問題;地震帶上民用建築設防標準的落實到位問題;校舍、醫院等公共建築的公共監督及地震設防、建築分類、修建標準問題,問責的結果是譚作人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5年。避免公共危機需要可問責的政府和獨立的媒體監督與專業知識指揮,專政體制不可能提供上述結構性改進的土壤,成為民生危機一再出現總根源。

從訓誡李文亮到審判張展,一度春秋過去,既沒有真相,也談不上問責,而體制自發的「亡羊補牢」,和民間呼籲的放開媒體、社會救助管制的意願相反,補強的是本身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包括基層社會控制和對內對外宣傳等方面:1月1日,香港有線中國組發布紀錄片《疫症一周年:吹哨聲》,記者找來前線醫生和最早期的受感染者,化名為王鵬的醫師坦言「李文亮醫生基本上是白死了,現在的醫生反倒是嘴巴被捂得更嚴」。不說體制本身的細微變革,就是社群媒體上吉光片羽的反思,都會被駁以「遞刀子」「大局意識」「那你去美國呀」等Orwellian Nonsense。

資訊孤島內有限的反思,要麼寄希望於諸如疫苗研發的技術進步,要麼淺淺地歸咎於盤根錯節的官僚體制,前者在政治掛帥的情況下,專業實際上扮演權力的僕從,後者隱藏中央好地方壞的奇特邏輯,實際上與上級處罰個別地方官員或公職人員,以轉移對體制合法性質疑的權宜之計遙相呼應。

對於勝利下的傷痕,當局當然會給民眾一個「膠帶」——避而不談疫情步步滑坡的體制性誘因,避重就輕地改寫成正確的集體記憶,將治理潰敗後的低效率低人權補救冶煉成制度的榮耀,反過來卻禁止民間問責,並把體制反思的力道轉移至美國。

把受災整成奮鬥

忍受都變成崇高

慶功壓倒了傷痕

不要看我受了多少損失

重要的是看我出了多少英雄

我們奄奄一息

齊唱著人定勝天的讚歌

由通化倒推至武漢,由COVID-19回溯至SARS,紅幕下的悲慘世界擺蕩著走不出的怪圈——物資調度失靈正是體制本身造成困局,而解決困局又只能依靠體制的動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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