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模式到台灣模式

蘇泳霖
中國時報

新冠肺炎已進入全球大爆發階段,疫情「流感化」問題也走到台前。國際輿論預言,這次疫情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產生歷史性影響,甚至可以載入全球化史冊。

疫情首先爆發於中國大陸,但過去1個月已採取有效措施,成功遏制病毒在各省社區傳播。台灣防疫工作雖然屢屢被政治口水模糊焦點,但目前確診病例仍未超過50例,防疫團隊可圈可點。

同樣,香港、新加坡也並未出現如當初人們擔憂的「大爆發」情況,一方面和當地溫暖氣候減緩病毒傳播力等自然條件有關,另一方面也歸功於港星兩地的較強應對力和較高公共醫療水平。

此次肺炎疫情固然是對全世界的考驗,但首先受到考驗的是以陸、港、台、星為主體的華人社會。蓋因大陸經濟崛起首先得益於與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之間人流、物流、金流的交往,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與台港星已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同城化效應」。

因此,從華人社會的角度來看此次疫情發展演變的過程,可以為我們打開一個新的視角。首先,陸港台星四地華人社會最早面臨疫情挑戰,但也是最快控制住疫情的地區,香港、新加坡、台灣都在1月15日之前升高預警、進入備戰狀態,而大陸雖然初期反應遲鈍,但1月25日之前也把防疫提升為舉國行動。

其次,陸港台星四地雖然都出現了搶購、謠言、慌亂等社會失序風險,但總體上華人社會的凝聚力、行動力、互助力是遠超其他國家地區的。在華人社會,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較高,也普遍理解服從臨時管制措施。而相對於西方國家的「有限責任政府」,陸港台星雖然制度迥異,但華人社會文化下的政府均秉持民本理念,能夠以更負責的態度應對疫情。

在中華文化影響下,陸港台星四地在防疫抗疫上具有相似性,但同時具有在地多元性,初步可以歸納為「武漢模式」、「上海模式」、「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和「台灣模式」。

「武漢模式」當然不是指1月初當地政府隱瞞怠慢,而是指1月下旬以來,大陸調動全國軍民力量、各地對口支援的舉國模式,10天內建成的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幾天內迅速改建的方艙醫院,大陸中央級官員直接指揮、接管當地事務,都展現出這種舉國模式的極高效率與驚人規模。

「上海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是由「網紅醫生」張文宏提出,他將前者比作「少林派」,後者比作「武當派」。上海在應對此次疫情中展現了一個國際一流城市的精細高效、靈活務實,例如當各地還在趕建臨時醫院時,上海早在SARS後建成的公衛中心立即投入使用。而新加坡應對措施看似「佛系」,但全境開設800個發熱門診,密度之高,避免了當地醫療資源的崩潰。

和上述地區不同,香港和台灣則面臨了相同的問題,那就是「封關」與否。在這個問題上,兩地都採取「剛柔並濟」策略,即在不徹底切斷與大陸往來的情況下,透過完善的配套舉措,盡可能降低兩地人員流動帶來的風險。港台兩地均採取「關口前移」的措施,都全力讓境內社區感染控制在最小幅度。

從華人社會的宏觀視角看,陸港台星透過此次疫情,各自展現出社會與制度優勢,而這才是兩岸之間看待彼此防疫工作的正確態度。當前兩岸關係緊張因疫情而加劇,台灣更應該抱著相互欣賞、相互借鑒的態度,客觀認識大陸防疫工作。(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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