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姆斯壯誹謗案的逆轉 談假新聞的管制疑義

由於社群網站，已經逐漸取代傳統媒體，而成為人們吸收資訊的最主要管道，因此，所謂假新聞的處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只是不管是社群網站平台，或者是國家，在面對此等問題，都必須相當小心與謹慎，以免觸及言論自由保障的核心。這可從纏訟多時，且至2018年，才算達成和解的著名車手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之誹謗案，看出一些端倪。

自由車手阿姆斯壯，曾史無前例，也可能是後繼無人的拿下七次環法自由車賽冠軍，更因抗癌成功而能繼續參與比賽奪冠，並成立抗癌基金會，致為人所津津樂道。只是在如此有如神一般的光環下，職業自由車手使用禁藥的傳聞，也一直糾纏著阿姆斯壯。而長期關注自由車選手濫用藥物的泰晤士報（Times）記者華許（David Walsh），也開始追縱阿姆斯壯是否使用禁藥的疑雲，並於2004，以機密（La Confidentiel）為標題，於星期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報導整個調查結果，而引發震撼。如日中天的阿姆斯壯，自然不能容忍，就在英國，連帶對泰晤士報及華許提起誹謗的求償訴訟。

英國的誹謗法

由於英國的誹謗法，雖明文被告若能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是可以免除法律責任。只是華許所能掌握的所謂證據，要非是二手或三手傳播的傳聞證據，就是為保護新聞來源，致無法傳目擊者出庭。更重要的是，阿姆斯壯的尿液，從未被檢驗出陽性反應，致使泰晤士報與華許，處於挨打的絕對劣勢。

尤其，同屬判例法系的美國，早在1964年的蘇立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針對誹謗的究責，就建立了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原則，即行為人雖無法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認為真實，即非屬惡意，就無庸擔負誹謗之法律責任。但英國的誹謗法裡，卻從未有過相類似原則的建立 ，被告也就因無法證明所報導之事為真，因此落得敗訴下場，包括賠償金額、訴訟費用與律師費，共付出了百萬美金，更被原告方貶為有如八卦報紙的地位。這對泰晤士報來說，顯然比有形的金錢賠償，傷害來得更大，阿姆斯壯也藉由此訴訟，來消彌雜音，也有效嚇阻了用藥傳聞的繼續擴散。

只是在阿姆斯壯於2005年退休之後，其隊友因奪得環法車賽冠軍，卻因驗出陽性反應而失去一切，就出面作證阿姆斯壯，既有用藥，更曾嚴厲威脅其他想對其不利指控的自由車選手，種種的惡行惡狀，促使美國反禁藥協會（USADA）進行調查，並於2012年做出兩百多頁的報告，證實阿姆斯壯用藥之事實，七座冠軍也因此被取消。

從神的地位掉入凡間

而阿姆斯壯從神的地位掉入凡間，甚至是地獄的過程，後來也被拍成電影，即「是誰在造神」，其內容之取材，就是來自於當初被阿姆斯壯指控誹謗的記者華許，所著的「七宗罪」。而泰晤士報及華許，被貼上八卦與造謠的標籤，也因此被洗清，並反過來對阿姆斯壯求償，正義算是得到了伸張。

而從阿姆斯壯誹謗罪的逆轉，就不得不讓人思考一個個問題，即若要求記者必須查證消息來源，必須達於毋庸置疑之程度，才能免除法律責任，就可能使有權有勢者，藉由興訟來恐嚇，致使記者有所顧忌，並產生自我噤聲的寒蟬效果，既是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嚴重戕害，更可能使諸多的弊案因此被掩蓋。試想，要非有伍華德（Robertshur Woodward）與伯斯坦（Carl Bernstein），這樣的記者對水門案的窮追不捨，不可一世的尼克森總統，就不可能下台。

也因此之故，我國大法官於釋字第509號解釋，即沿襲美國法的真實惡意原則來限縮誹謗罪處罰之範疇，作為給言論自由最大的保障。甚且，在真、假難辨的網路時代，除非有人能如上帝般的聰明睿智，致能絕對無疑的判斷真、假，否則，任何想管理，甚或處罰假新聞的法律規範與作法，都不免落入箝制言論自由的質疑。

(轉載自民報/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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