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從一個公務員之死...看職場霸凌、政治化與文官體系的困境
近期勞動部公務員於辦公室輕生事件，背後反映的不僅是職場環境的壓力，更揭露了台灣文官體系面臨的結構性崩壞以及在政治化影響下的深層困境。（照片來源／信傳媒編輯部）
近期勞動部公務員於辦公室輕生事件，引發了對職場霸凌問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起悲劇背後反映的不僅是職場環境的壓力，更揭露了台灣文官體系面臨的結構性崩壞以及在政治化影響下的深層困境。從蔡英文政府以來，文官體系逐漸被多重政治勢力所攪動，政務官與文官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尖銳，這次的勞動部霸凌事件僅是冰山一角。
這幾年從前瞻計畫8800億、光電綠能政策、美豬、防疫、疫苗、食安等，重大政策不見討論空間，而是高度受政治風向影響，幾次下來基層公務員已經逐漸養成「停看聽」的習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顏色、看眼色」辦事，凡事等待上級指令再行動，避免犯錯或遭到指責。而這種心態的養成，讓文官的專業能力與執行力逐漸流失，甚至已經影響整體行政效率與民眾信心。
多頭馬車的指令壓力
民進黨執政以來，政務官體系逐漸融入強烈的派系與政治色彩。在蔡英文政府時期，行政系統內不斷加入「不同系統的人馬」，文官體系的決策與執行往往需同時面對來自府、院、黨的多重指令。有高階文官私下感嘆，這種「多頭馬車」的政治環境，不僅令公務體系的日常運作效率低下，也使其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這樣的環境讓人「不如歸去」。
其實文官本應是行政體系的專業中樞，其職責是以穩定且高效的方式推動政策。然而，當文官需不斷應對政治化的干預與無明確方向的指令時，專業與效率自然被犧牲。此外，這樣的環境助長了責任轉嫁的文化，當政策成效不彰時，政務官往往將問題歸咎於「文官體系制肘」，而非檢討自身的政策設計與管理能力。
民進黨對文官體系不信任的根源
當然，民進黨對文官體系的不信任，有著歷史與意識形態的淵源。
從陳水扁時代起，民進黨內部即有一種傳統認知，認為台灣的文官體系是「藍軍」的遺留物，對其抱持輕視與敵意態度。因此，民進黨執政後的主要策略多以控制、攏絡文官為目標，而非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
這次因霸凌事件下台的前勞動部長何佩珊，在立法院有一段答詢，無意間透露了她對文官體系的強烈不信任感，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敵意。
勞動部是何佩珊首次到行政部門主責，她說她對龐大的官僚體系陌生，始終抱持戒慎恐懼，「希望與文官發展合作與友善關係，却忽略文官體系有難以掌控的惡習，『來自於不曾想像過的邪惡』。」她說，「文官體制與民主體制有鴻溝及落差，社群網路、媒體政治對文官體制的凌遲及剝削不遑多讓」，她想要找出官僚科層體制出了什麼問題才會導致悲劇發生。
怎麼樣才是屬於「自己的」政府
這段發言不僅展現了她對文官體系的強烈不信任，也反映了某些政務官對文官的刻板印象。而這樣的思維模式加劇了政務官與文官之間的鴻溝，雙方合作關係愈發脆弱。
還有一點則是一路從黨外走入到體制，綠營政務官說不出口，甚至連他們自己沒有察覺的秘密，那就是在民進黨打天下延續的傳統當中，有一個與台獨建國意識緊緊相連的意識，認為「這個政府」不是我們的。
在這個意識傳統之下，不承認文官體系的「合法性」，當然也一直不信賴文官體系。而是要任用「自己人」，由「自己人」掌控，這個政府才會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政府。因此民進黨對於整個文官系統，大多是以控制、攏絡為目標，然後內閣官員的任命也都以派系利益做考量。
幾乎可以說，在台灣50歲以上的世代都是籠罩在這個傳統意識型態之下，加上「抗中保台」以及這幾年中央、地方藍綠分治，則是加深了對文官體系的敵我意識。當然，這些也與要掌握利益和資源分配的政治化心態交織在一起。這種心態導致政務官傾向於任用與己方立場一致的「自己人」，而忽視文官體系的專業性與中立性。
文官體系被政治化的後果
當文官體系受到過度政治化影響時，其健康運作與治理效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首先浮現的就是信任危機，當政務官的不信任與敵意，使文官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無所適從，對於如何迎合政治需求與保持專業之間的平衡感到困惑。這種不信任感進一步惡化了政務官與文官之間的合作基礎。
再來，當文官被視為「敵對力量」，政務官在政策制定上難以充分借助文官的專業能力。結果是，政策規劃與實際執行脫節，導致政策成效大打折扣，政務官會感覺到帶不動團隊，基層文官看盡政務官來來去去，不知這個政策可以持續多久，政策執行低效低落的問題也就會慢慢的浮上檯面。
另外，由於政務官的權力與責任無法平衡，當問題發生時，文官體系往往成為替罪羔羊。例如，勞動部公務員的輕生事件背後，文官可能因面對不合理的政策壓力而導致情緒崩潰，但問題根源卻被淡化，焦點反而轉移至「文官系統的惡習」，整個文官系統責任逃避文化已經根生蒂固。
要解決上述問題，政務官必須改變其角色定位，真正發揮政策規劃與領導的作用，而非僅將自己視為政治任命的代理人。畢竟文官體系的專業性與中立性是行政運作的核心，而過度政治化的影響正在侵蝕這一基石。政務官若希望真正帶領文官體系向前走，必須放下敵對與控制心態，重新建立基於信任與合作的工作模式，讓文官參與政策制定。
同時，應正視文官體系中的結構性問題，透過去政治化管理與效率提升，讓行政體系重回專業本位。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類似悲劇重演，也讓台灣的行政體系更具治理能力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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