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到「消失的維吾爾」—浪漫與現實的夾縫之間

古代邊塞詩與日本人

2011年王力雄先生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日文版出版時，筆者在本書的《導讀》中曾提及古代邊塞詩與日本人的關係。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這些經典邊塞詩，用日本讀漢詩的韻和格律來讀，音情頓挫，回味無窮。
邊塞詩的雄渾磅礴的美學意象、建功立業的慷慨氣魄、鬰不得志的悲憤寥廓、色彩瑰麗、波湧雲飛的沙漠畫卷，足以喚起島國日本對大陸無限浪漫的想像。

「敦煌」與日本人

近讀日本學者榎本泰子教授的《「敦煌」與日本人-沿絲綢之路的中日關係》（中央公論新書，2021年），非常有趣。
如吸人眼球的書腰所言：以烤墨紙的方式來解讀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何曾那麼狂熱。因此，這不是一本敦煌學專書，而是通過「敦煌」這個關鍵詞脫水的過程，凸顯出日本人對華認識的文化論。

全書一共五章。第一章：《井上靖與「敦煌」》。第二章《日中邦交正常化與NHK的<絲綢之路>》。第三章《改革開放與<電影>》。第四章 《平山郁夫與敦煌》。平山郁夫的絲綢之路系列繪畫，加深了日本人對絲綢之路的想像。加之他與財界、政界的關係，對日本的對華外交也有影響。第五章 《大國化的中國與絲綢之路》。

對五十歲以上的日本人來說，敦煌這個遙遠的地名，比北京、上海更具有親和力。對戰爭懷有的贖罪感，「一衣帶水」之情，促進日中友好，曾是戰後進步知識人的先行主題。

日中1972年恢復邦交，1978年締結友好和平條約。19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加速了日本對中國的關注。這是兩國關係的蜜月期。

1980年NHK播出的電視記錄片《絲綢之路》和1988年以作家井上靖的歷史小說而改編的電影《敦煌》以及平山郁夫的西域畫燃燒了日本的「絲綢之路熱」。

榎本教授直言，自己之所以在大學選修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也是受八十年代「絲綢之路熱」的影響。那時「中國」成為代表新世界的一個符號。

今天新疆發生的問題，尤其是宗教、語言、傳統，面臨日漸消失的危機，使得日本人重看新疆風景時失去了田園牧歌式的情懷與想像。曾馳騁胸臆的古代的絲綢之路--胸懷寬闊、開放和平，容納百川，人來往馬的「大氣象」之國，似乎早已埋葬在浩瀚如海的歷史塵土之中。

而實際上，早在建交之前的1959年，井上靖的小說《敦煌》出版，日本對新中國的想像也聚焦在敦煌莫高窟。因此有人說，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存在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

井上靖的母校為京都帝國大學。1910年，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學者被派到北京調查敦煌學文獻。京都帝大成為日本敦煌學研究的重鎮。「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可見日本早已將敦煌視作文化故鄉，厚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紀初，西本願寺廟的第22代門主大穀光瑞組織的探險隊曾踏入絲綢之路，並帶回大量的敦煌文物。
大穀最初的願望是探研佛教的東漸之路。1902年從英國回日本的旅途中與侍從進入新疆的喀什。以後大穀探險隊數度探險活動以旅行記的方式公開之後，不僅使得只能從古文獻研究敦煌的日本學者直接從出土文物的本尊著手，大大推進了中亞研究，而且中亞腹地探險的浪漫，使得日本人熱血酣暢，馳騁想像。
井上靖的西域小說，反映了戰前日本敦煌研究的成果。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但是接下來中國在經濟上一路狂飆猛進，GDP已超過日本，成為與美帝一爭首霸的大國，來自中國的威脅使得日本感到後背冷風索索。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數次「反日」行為，使得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急劇惡化。對今天的日本青年而言，「敦煌」二字，已經不具有特別的意義，也不再是大陸浪漫想像的符號。中國只是商業的夥伴或者另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他們也不知道兩國關係有過蜜月期。
2017年，絲綢之路相關的學者們搞了一個《絲綢之路檢定》考級，意圖重喚人們對絲綢之路的熱情，但兩次考試加起來只有三百人申請，可謂門庭冷落鞍馬稀。也反映了經濟窘迫的日本青年日益「內向」，已經沒有餘裕去對外部世界「浪漫」了。

由此可見，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由於「世代」的迥異而異，加之知識與經驗的不同，作者憂慮是否會影響今後的日中關係。

古代絲綢之路，往西，至達羅馬，往東，則至達奈良。二十世紀的日本人一直以此為榮。但今日中國構想的跨國經濟帶的「一帶一路」，即現代版的絲綢之路，正在改變世界的「人、物、資金」的走向，島國民的日本。如何面對以歐亞大陸為舞臺、懷抱宏偉的「中國夢」的大國呢？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最終都在探討日本人未來如何對世界作貢獻的問題。

井上靖的《敦煌》與26次訪華

筆者比較關注的是第一章《井上靖與「敦煌」》。因為井上靖不僅是優秀的歷史小說家，從五十年代起，他的名字也是日中民間文化交流的象徵。

1937年已在《大阪每日新聞》就職的井上靖受召入伍，出征華北，但因罹患腳氣病，只有三個月就被回送內地。他生前極少談到他的戰爭經驗。

1950年以短篇小說《鬥牛》獲得芥川獎。1957年出版描寫鑒真東渡的小說《天平之甕》，不久作為日本作家代表團成員首度訪問中國。

寫作《敦煌》的準備期為五年。期間遍讀史書以及有關西域的文獻，親交京大相關學者。
1959年《敦煌》出版的這年，日本國民通過榻榻米中央的電視觀看了皇太子（明仁天皇，現在的上皇）的新婚大典。電視的普及促使民間形成「某某熱」。
而1964年的東京奧運，象徵日本走出戰後陰影，加速重返國際社會。更重要的是奧運聖火的傳遞使得「絲綢之路」深入人心。
開始奧運聖火打算從雅典出發，經伊斯坦堡、喀什、敦煌、北京、首爾傳遞到日本。但此時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狀態，此路不通。但東京奧運意味著國民海外旅行不再是紙上談兵。
1972年兩國建交之前，根據《每日新聞》的輿論調查，回答「馬上建交、盡快建交、逐漸建交」的加起來占86%，究其原因，「同文同種的鄰國」、「不要失去大市場的機會」、「順應世界趨勢」等等。
所謂「順應世界趨勢」，則指尼克森訪華。作為同盟國，竟然事先不跟日本通氣，把兄弟撇在一邊。此刻，長野縣的淺間山莊裡，日本的毛主義子弟們還在跟員警決一死戰，試圖「讓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發抖」，結果就在槍戰最激烈的時分，毛同志已與美帝頭目握手言歡。

文革時期的宣傳畫（網路圖片/本文作者提供）

田中角榮當首相後之所以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原因在於抑制了自民黨內的親台派。
日本國民從電視上看到時隔三十年仿若隔世的新中國。對比因高度經濟成長而環境污染的日本，北京晴空萬里，陽光普照，樸素的人民服、解放鞋，但人人紅光滿面，意氣風發。

左：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中美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右：尼克森訪華，把同盟國日本撂在一邊，對日本政治與社會形成衝擊。（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網路圖片/本文作者提供）

根據1976年4月的《每日新聞》報導，旅行社的廣告詞為「不再美利堅」、「不再歐羅巴」，「最後的秘境」。「絲綢之路旅遊團」尤為人氣，回頭客很多。

1954年，日本進步文化人在周恩來的授意下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井上靖從創立之初一直是該會的中心成員，並出任過會長。
直到1991年去世，井上靖總共26次訪華。1977年首度訪問新疆，1978年訪問敦煌。
同年，鄧小平訪日。在鄧一行乘坐新幹線赴京都的旅途中，NHK通過秘書這一途徑向鄧小平申請獲得絲綢之路的拍攝許可。就這樣，NHK與中央電視台締結共同製作協定。

以井上靖的詩為片頭，喜多郎的電子音樂，石阪浩二的沉緩厚重的配音，加之井上靖、司馬遼太郎、陳舜臣等文化人的登場、撰文，這部被稱為日本電視史上里程碑級的紀錄片，至今在上了年紀的日本人的腦中仍留下深刻烙印。

主要拍攝地在新疆。中方要求少數民族換上色彩漂亮的新衣服擺拍，以教化觀眾為本，日方則認為應該自然自如，以紀實為本。儘管日中兩國在拍攝過程中發生過衝突，但第一部12集，NHK收割每集20%的收視率。包括派生的第二集在內，在亞洲、歐洲三十八國播放。

NHK《絲綢之路》是日本電視史上里程碑級的紀錄片。（網路圖片/本文作者提供）

趁熱打鐵，日中合拍了井上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敦煌》。

中國通的井上靖雖然26次訪華，但現實中的中國，他的作品鮮有涉及。即便在中國「大躍進」期間，井上記錄的仍然是：

中國現在最驕傲的的是讓外國人看到，六億螞蟻至少沒有飽受饑餓而活著這一莊嚴的事實。日本沒有餓死一人與中國沒有餓死一人的意義完全不同。現在的中國在新的政治下，沒有餓死者與流民，這是一件光輝的事實，也可以說是在中國的大歷史中首次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在治理黃河的水利工程中，沒有出現餓死者，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事件。（參見《井上靖全集》第26卷 新潮社 平成九年 P481）

讓井上靖感到遺憾的是「毛主席健在時，儘管數度訪華，卻未能親承謦欬，真是我的不幸」，「毛主席的偉大，從照片上即可充分認識，飽含巨大包容力的臉，無論發生怎樣的事情都能包容的臉，而且表情從不改變，可見其從事的中國革命的偉大工作。溫和的臉上潛含著不退縮的意志」。（參見《井上靖全集》第26卷P522）

而毛澤東親手導演的政治鬥爭以及中國人民受害的真相，卻是訪華的文化人看不見的。
就在日本廣義上的「敦煌熱」中，「六四」後流亡美國的美學家高爾泰先生從1962年至1972年在敦煌十年。
但「只有四年在工作.這個人們想像中的『世外桃源』，運動一來，更加恐怖。『文革』爆發後被揪出來批鬥，監督勞動。每天獨個兒拄著掃帚，掃洞子」。

「所有那些溫文儒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間變成了兇猛的野獸，劇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聲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裡起來呼叫萬歲，敲鑼打鼓宣傳偉大思想……整個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薩和佛像，依舊保持著往日的自尊與安祥」。

儘管在石頭洞中面壁，高先生「感覺到一種廣闊。只可惜天黑了還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鬥人員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請罪，唱語錄歌，聽訓話，相互揭發批判，和自我揭發批判。一如但丁筆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敦煌四題》，《讀書》2003年第1期）「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比工農幹部要兇狠得多」。高先生的前妻 。不堪折磨，死在那裡。（亞衣著《流亡者訪談錄》，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P252）

誠如第三帝國時期，納粹的邪惡滲透德國社會的各個毛細孔，但「正派」的訪客卻看不見可怕的事實，回國後為它大唱讚歌一樣，日本的進步文化人也同樣被表像遮眼，或者訪華之前已胸有答案。

新一代的寫真家—《消失的維吾爾》

筆者曾寫過小文《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天—一位日本現實主義攝影大師鏡頭下的假西藏》。1965年，提倡「寫真」主義的某攝影大師獲特許進藏一個月，回國出版的書卻「寫假」，誤導資訊匱乏的本國民眾。

但是今年（2021年）第十六屆「名取洋之助寫真獎」獲獎者中，有一名年輕的自由攝影家川島久人，以三十幅題為《被消失的維吾爾》彩色寫真而獲獎。

川島久人從早稻田大學畢業之後，曾在新疆大學留學。2009年夏烏魯木齊事件以後，仍然每年遠赴新疆實地觀察。他沒有任何靠山，以打短工為生，積攢一些旅行的盤纏。他的鏡頭聚焦於媒體報導背後，嚴控空間下維吾爾人窒息的真實生活。

新一代的日本青年，沒有「同文同種」的文化歷史與意識形態的重荷，對於七十多年前的戰爭，儘管仍有人認為有道德的責任，但是大多數人沒有前輩那種贖罪感的綁架，他們坦然於自己的內心。
在對外事物上，比起「蜜月」、「友好」，更多地認為等身大、有邊界、三觀相合更重要。就像動漫《哆啦A夢》，那個塊頭大，蠻橫任性而仗勢欺人的孩子王剛田武，就沒人跟他玩。（不過剛田武有情有義）。

川島久人的獲獎感言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新疆已非可以安易地自稱『攝影家』的政治狀況，但我仍感謝維吾爾人，感謝他們走入我的鏡頭」。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原始連結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香港，步向新疆化
台灣將成為香港媒體自由的避風港
習近平：妄想成為千古一帝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