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反對微信

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像微信這樣，在人際交往與信息傳播上如此有影響力，但同時卻充滿自我矛盾的互聯網平台。

2021年1月21日，微信迎來上線十週年。在此前兩天舉行的微信公開課活動上，微信公佈了最新數據：

微信的日活躍用戶達到10.9億；有7.8億人每天翻看著朋友圈，其中的1.2億人還會在朋友圈裡發點什麼；3.6億人每天瀏覽公眾號來獲取對外界的認知。與此同時，諸多互聯網數據統計機構的榜單上，微信已經連續多年霸占著用戶使用時長第一的位置。

從2011年第一版上線時單純的即時通訊軟件，到朋友圈的發明、公眾號平台的推出、紅包的流行以及小程序和視頻號的陸續上線，微信已經成為像水和空氣一樣的​​存在，以至於大部分人忘了，它其實是一款無處不體現著創始人強烈個人價值取向和美學意志的互聯網產品。

而且，這些取向和意志本身充滿了自我衝突。以至於一提到一種微信，另一種微信就會跳出來反對它。

如果有人說，微信是一個“克制”的產品，它對於商業化保持謹慎，不過分地侵犯用戶的空間，那馬上就有人會提起它隱藏在N層入口背後的朋友圈廣告關閉按鈕；如果有人說微信讓交流真的不再受時空限制，那麼就會有人給你描述一個被不停的消息切的稀碎的全天候在線的慘象；如果有人說微信是個獨立的有原則的平台，可能扭頭就會看到微信又屏蔽抖音、淘寶鏈接的新聞；如果有人說微信帶來了新的互聯網內容的繁榮，低頭可能就讀到家長群裡十萬加的偽科學文章，刷到視頻號裡博眼球的擦邊球視頻。

幾乎在所有被誇耀的地方，微信都同時存在被詬病的缺陷。正是這些衝突，某種程度塑造了現在的微信，而擁有中文互聯網最全社交關係的微信，又塑造著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行為習慣。這就意味著，微信身上這些產品設計和自我認知上的衝突，不再只是微信自己的事情，而是過去10年時間裡，改變人與人之間關係和我們處理信息方式的一個決定性力量。

平台的微信vs 工具的微信

1月19日晚上，在2021年的微信公開課上，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微信創始人張小龍花了2個多小時做了關於微信十年的分享。但其中大量篇幅，聚焦在視頻號上。

與外界將視頻號視為與抖音快手等競爭的短視頻產品不同，張小龍認為，視頻號對於微信來說，最重要的是“號”，不是視頻。

“長期以來，微信的最大價值是每個人的微信ID。”他說。“這個ID是通訊和社交領域的，因此是私密的…這對於社交領域當然沒有問題。但對於公開領域，需要新的身份。”

“這個ID的意義又特別大，一旦走出這一步，意味著微信不再局限於社交領域，而是進入到公開信息領域。因此視頻號的意義，與其說是視頻，不如說是“號”。因為有了一個公開的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了一個公開發聲的身份。”

從熟人社交的即時通訊到視頻號，微信向著新的賬號體系邁出重要一步，也開始從一個追求提供效率的工具，變成一個希望直接發生價值交換的平台；從一個希望安靜地等待被調用的工具，變成主動做事情的平台。

這是微信至今最大的自我“反對”。

逃脫了真實身份所對應的ID體系，顯然意味著平台化的模式可以在商業化上進一步放開束縛。但問題是，這兩個體係將長久同時存在於微信這同一個產品裡，並彼此關聯，最終會因此而產生矛盾。

“瀏覽者應該是微信身份，而不應該強迫每個人開一個新的身份才能看和評論。”張小龍說。“最終證明產品能立住還是靠微信的社交關係。”這意味著，新的體係依然會映射回用戶的真實身份關係中，它的繁榮是基於對過去未被過分開墾的社交關係資源的挖掘。

過去的熟人體系裡，微信需要小心翼翼去碰觸，在這些被認為是私人的地盤，平台的意志不能太明顯，否則會造成入侵的感覺。這一度讓微信的“克制”形象深入人心。但這也被證明是外界的一廂情願，微信反复否認自己是“克制”的，但它的確很樂於被貼上“與眾不同”的標籤。但這些考量都是從產品體驗和工具主義出發的，最著名的論斷是微信要做“用完即走”的工具，一切講究系統優化和效率第一，外界想像出來的“人味”的元素並不在其中。

所以，當一個新的賬號體係可以規避掉對私人的侵犯感時，視頻號就以一種非常“不克制”的形像出現了。張小龍甚至稱“視頻號會成為新的基礎設施”——在最富有的真實社交關係上搭建基礎設施，是一個把人與人的社交關係利用到極致的過程，這看起來正是那個要做工具的微信所“反對”的，但事實上這種平台的微信的思路早就出現。

看看微信這幾年做過的幾個灰度測試的嘗試——在朋友圈裡像廣告一樣給你推薦新的公眾號；在文章末尾推薦給你“應該看”的其他文章；在“看一看”功能裡，冒出來一篇並沒有好友點過“在看”的文章，只因為它發現你的很多朋友打開過它。這些推薦的本質都是在嘗試挖掘你的社交關係，但效果往往和視頻號裡經常出現的博眼球視頻一樣，讓人尷尬。比如，這些按照我的興趣推給我的公眾號，是不是都是我看過但故意不去關注的作者？比如看一看裡朋友都在看的文章，為何他們都沒有點擊“在看”讓它自動出現在“看一看”列表裡？是不是因為這些文章很糟糕？這些都讓用戶感到自己的社交關係被濫用和誤用。

微信這樣的社交網絡，是互聯網過去20年給人類帶來最大改變的一個“發明”，它是典型的因人類的某種真實存在的需求而誕生，然後反過來卻又最終定義了人類這種需求的互聯網產品。目前來看，這些主流社交平台的演變都指向一個趨勢——極盡挖掘用戶的社交關係資源，把關係模式變成一種“關注——粉絲”模式，在滿足了人們本來的社交需求後，開始利用人們已經轉移至此、甚至是完全生長於此的社交關係網，來大規模製造新的慾望。微信不停地對人們在平台上的社交關係進行挖掘，以及向視頻號的邁進，也是在讓微信上的社交方式走向這種關係模式。

這種關係模式打破了人們原本進退有據的關係，每個人既做著他人的粉絲，又要自己也扮演著被關注者：一方面被裹挾著陷入一種“全天候在線”的焦慮，生怕錯過朋友圈里人們熱議的事情；另一方面，原本更私密的社交狀態變成了一種公開的需要維護的資本，“社交”漸漸變成了一門“選擇給別人看什麼”的學問。

微信不再只是用來聯絡的溝通工具，也從未是用完即走的社交產品。人們需要控制信息來塑造虛擬的形象，而且這種虛擬的形象逐漸代替了現實的形象，成為人們自我實現的一部分，成為人們彼此交流時的真正“主體”。人們開始用對待社交平台的思維來處理真實世界的社交關係，微信裡的世界變成一種從真實世界身上拔下來的光鮮的殼，每個人的社交都圍繞著如何美化這個虛假的殼來展開。

這種存在於同一產品裡的自我矛盾，讓人們處理彼此關係時變得更焦慮又更虛無。當未來十年微信向著視頻號所代表的雙重賬號體系邁進，作為熟人體系即時通訊工具的那個微信會不停反對新的虛擬賬號內容平台的微信。

張小龍的微信vs 大眾的微信

除了人際關係，微信還改變著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

張小龍喜歡說自己是站在上帝身邊的人，或者上帝選中的人。

對於微信這款產品來說，他的確就是上帝，他決定著微信的每一行代碼。雖然作為一款已經是全民日用品的產品，究竟是否需要一個上帝般的人物，可能並不好說。但作為一個對信息傳播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產品，了解它的設計者究竟怎麼看待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就變得格外重要。

張小龍在公開課的演講，很少討論人們與信息的關係。不過在2020年的視頻裡，他提到了對信息獲取的看法：“互聯網時代，很多人更傾向於被動獲取（信息）”。

當人類最大信息平台的主理人相信技術時代的獲取信息主流方式就是這樣的，意味著微信要來扮演這個對信息進行篩選的角色。如何篩選？微信開始轉向算法。

起初，算法在微信裡的存在感並不強。但公眾號的屢次改版，“看一看”的上線，以及2019年以來針對圖文內容推薦方式的許多灰度測試，都開始出現算法的影子，最終到了視頻號，直接引入算法作為一個核心的推薦機制。事實上，曾經外界充滿正面地評價微信“克制”時，很大原因正是他曾保留著真實世界裡獲取信息的隨意性，而沒有讓步於算法。但顯然，微信並沒有註意到裡面所蘊含的人們激烈而明顯的期待。

事實上，微信裡的信息推薦機制是注定要引向算法的，因為在當今的互聯網從業者眼裡，算法才是最接近“上帝視角”的東西，張小龍更不例外。他對於技術發展有一種宿命論的傾向，這從他幾乎每次公開課都要描述一個智能眼鏡替代手機的未來中就能有所感知。“未來可能每個人的眼球裡都有一個攝像頭，看到的信息都實時傳到雲端去了，到了這一步挺可怕的，但未來遲早會到這一步。”他在今年的公開課上又說到。

而且，算法最愛的數據，微信裡也最不缺乏。它早已經是擁有最完整數據類型的互聯網平台。

但問題是，數據餵養出的算法並不能判斷精神範疇的議題，人們通過微信處理信息後最終帶來的精神空虛，自我束縛和因此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都不是數據直接可以體現出來的。這就使得張小龍用微信後台越來越好看的數據描繪出的那個微信，與大眾真正深陷其中的微信成了兩個不同的東西。

張小龍的微信，正在讓優質的內容被大眾看見，它的證據是那些不斷提高的“命中率”——背後是引以為傲的對社交數據的挖掘以及算法的提升。

而大眾的微信，正在不斷容納和推薦著越來越多的垃圾內容——微信作為中文互聯網社交關係最全面的系統，它與算法的相遇會帶來新的疊加效應：

張小龍把社交定義為“找到同類”，這天然就在產生一個回音室般的自適應系統，同樣的人看同樣的內容，同類聚集，彼此驗證，反复循環，快速短路。而算法又會放大這種傾向，越激烈的表述越能吸引眼球，越極端的內容越能貢獻點擊。人們越來越多地被算法餵養這樣的信息，丟失了對複雜現實更細緻地體認能力。在一次次道德審判和情緒狂歡裡，邏輯線條變得極短，只剩下黑與白兩個極端，而沒有彼此妥協和尋求共識的意願，最終喪失了對他人的同理心。

張小龍的微信，正在鼓勵更多人進行表達——證據是那些飛速增長的視頻號數據，以及人們對朋友圈的留戀。

而大眾的微信，信息正變得異常的碎片化，每個人是接受人同時也是發送人，這種極致的去中心化讓​​信息的製造和傳播越來越多地被主觀的利益和需求驅動，原本溝通、傳遞知識和產生社會共同認知的作用被大大沖淡。信息正變成一種滿足慾望的工具，毫不意外地，算法也同樣在放大這種傾向。

張小龍的微信一露頭，大眾的微信就會反對它，但前者似乎並沒有意願去從後者面對的真實的、情感的和更長久的改變去理解後者——比如在今年的公開課中，張小龍曾說，從微信後台的表情包使用數據發現，人們的表達越來越激烈，於是微信決定推出炸屏幕的新功能。但他可能從沒思考過，這種越來越激烈的溝通方式，與過去十年作為中國人最主要獲取和交換信息的場所的微信自己，有什麼樣的關係。

微信身上的這些矛盾還帶來更深層的問題，比如一個社交屬性極強的工具，是否適合承擔信息篩選平台的任務？一個公共屬性極強的產品，是否應該繼續保持上帝視角，還是應該多些彼此坦白和交流？

這些問題很難有標準答案，但如果無法在兩種微信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如果從理想上設計微信的人看不到被大眾塑造的真實微信，進而無法開啟兩種微信之間的和解與討論的話，下一個十年，現實的微信還會繼續反對那個假想中的微信，每個人都會繼續在這些矛盾裡被動地改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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