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近身觀察──印度多元風貌

【文‧鄧慧純 圖‧莊坤儒】

康諾特廣場是德里的重要地標，有許多國際品牌進駐，是年輕人周末逛街的地方。Select CITYWALK購物商場已近凌晨12點了，時尚的人們還在聚餐飲酒。

但另一頭，舊德里車站裡，卻是「家徒四壁」，車站大廳一條條像睡袋的布團，是等待誤點火車的旅人。車站附近有人裹著一塊布，蜷曲在路邊，只有老狗、飛蠅伴著。

一樣的德里，多樣的面貌，難以一言蔽之。

著名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曾說：「如果你的相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不夠近。」觀察一個城市亦然。為此，我們邀請久居印度的媒體工作者、學生、舞者、華語老師和服務於印度企業的台灣人，從日常的縱深，分享她們眼中的印度。

踏入印度，近身觀察

尤芷薇22歲那年，大學剛畢業，選擇到印度的旅行社當實習生。住在逢雨必淹水的村子裡，月領16,000盧比，超乎想像的環境，讓她幾乎打算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但當初申請了一年的工作簽證，她決定把一年待滿，辭了工作，至少玩一圈再回家。為籌措旅費，她上網找華語教學工作，沒有教學經驗的她在履歷上特別註明「只教高階華語」；沒想到香港鳳凰衛視台也在印度徵求「能在鏡頭前說中文的人」，誤打誤撞，供需之間，竟然巧妙地結合了。

王潔予是教育部第一批派駐印度的華語老師，她對印度沒有太多的想像，只是想觀察與台灣有什麼不同。剛到印度時，她以為吃國際連鎖的Subway衛生安全無虞，卻不知問題出在洗滌的水源，拉了三個月的肚子；但她轉念一想覺得開心，因為體重回到高中時期久違的數字。「Incredible India」是她覺得對印度最貼切的形容。

原本學美術的邱琬筑，原初來印度是為了學畫Mehndi（印地語，手繪紋身），卻因緣際會地進了最悠久的Shriram Bharatiya Kala Kendra（印度傳統音樂及舞蹈專業機構），開始學跳卡塔克舞。每天規律的修習瑜珈、練舞、上課，這樣的日子已經七年多了。

李怡靜曾在國際展覽公司工作，為了去德國打工度假，學了德語，修了華語師資課程。為累積實務教學經驗，找到印度學生做語言交換，學生建議她到印度教華語。她先在印度的農業NGO教華語，之後轉職到印度德里機場的免稅店，印度給她的啟發是「凡事都有可能，何不一試。」

鄭欣娓在25歲那年踏上印度，在NGO服務，婦女和孩童是她關注的議題，為了溝通，她學了印地語（又稱北印度語，與英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亦是印度人最廣泛使用的語言），融入印度當地生活。結束工作後，她繼續留在尼赫魯大學當學生。印度的節奏讓她優遊自在，在印度最重要的學習是「心裡有什麼話，一定要講出來。」

隻身到這個多元、複雜，又有神邏輯的國度，許多人欽佩她們的勇氣，而尤芷薇則解釋，她們只是剛好處在一個人生階段，這個時機點轉向「來印度」的交流道，比其他人輕鬆一點而已。而且來印度不能想太多，想太多也不會來印度；一旦留下來了，就是被印度選擇的人了。

民主之國、善於溝通

初到印度，旋即能感受到印度是個健談、什麼都能聊的民族。滿街的人力車，停等紅燈時都能攀談兩句，在捷運上也能與一同擠成沙丁魚的旁人聊天。印度人不僅善於社交，對他們來說任何事情、任何規矩都可以談，從購物到搭車，不管語言通不通，闡述自己的意見對他們來說是「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鄭欣娓回憶當初被派駐在印度中部推動NGO的計畫，同事不會講英文，她則不會講印地語，溝通成了大問題。又因印度人能言善辯，在組織中鄭欣娓顯得特別安靜，卻反被同事認為她有話不說，讓大家很困擾。

到尼赫魯大學後，鄭欣娓更見識了學生的直言無諱、暢所欲言。「在台灣我們自詡很民主，以為每次的投票順利就是民主，但是其實我們的生活中是很不民主的，像學生上課不敢反抗老師，不敢討論，這些都是例子。」在印度校園內，當學生對學校的政策有意見，都直接的表達，訴諸行動罷課、包圍行政大樓，對於學校不合理的規定，甚至可以上法庭跟校方爭論。

一體兩面，王潔予則以為，在印度每個人都堅持執行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強調溝通的背後，結果是印度決議事務的過程極端冗長，造成行政效率緩慢，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

台灣和印度兩地對「表述意見」的態度更是截然兩極，當有意見相左時，台灣人總是顧及顏面、怕傷和氣，不敢明說，但印度人在爭得面紅耳赤後，卻能一笑泯恩仇。

鄭欣娓說：「他們這樣比較好，因為台灣人都不說出來，大家都在猜，就會產生更多的誤會，把情況搞得更糟糕。」

尤芷薇補充：「把話說出來不一定是要改變，而是理解對方到底在想什麼。就算最終雙方還是無法達成共識，可是至少我理解你的想法，而我也同意你的不同意。」

表達不同意見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印度在這方面展現的包容性與素養，能開啟我們對溝通的多元討論與想像。

包容之地，總有彈性方案

在印度捷運上不時可見，原本只有5人座的座位，硬是塞入8個人；印度人排隊也是緊挨著前人，幾乎只有一張紙片的距離。在印度，人與人的距離極近，對彼此的包容也極大。

從台灣來印度學舞的邱琬筑，與舞蹈老師同住一屋簷下，生活難免有爭執衝突，「在台灣的話，如果跟老師吵架，那老師日後的態度就有不一樣了，會心有疙瘩；可是印度人不會，他們對事不對人，吵完架隔天就沒事了。」這是邱琬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發生衝突時，在台灣往往就形同陌路了，但在印度則不同。

在專業領域上，邱琬筑也觀察到，印度人面對事情總是抱持積極鼓勵的心態，「以台灣人的身分在印度學卡塔克舞，他們的反應都很正面，這會讓人無形中被提升。」採訪的隔天，我們約在公園裡拍攝，就有3組印度人大方地過來向邱琬筑致意，誇讚她舞跳得極好，印度人總是不吝於讚美表揚，也當場應證了她的話。

而在這個貧富差距極大、路有凍死骨的國度，生活勢必遭逢許多苦楚，但他們總是用「All is well」帶過，以樂觀的耐心等待轉機。印度的時間有特殊刻度，急不得，也快不了。經過6年的洗禮，王潔予學到「事緩則圓」，稍等一會兒，事情總會自然而然走向該去的方向。

除了快不了，印度的彈性和神邏輯，也妙到不可言喻。李怡靜驚訝於印度企業對於打卡遲到的容忍時間高達兩個小時。而印度人的工作習性與思維邏輯，也是台灣少見的。他們很愛挑戰常規，要讓印度人願意乖乖執行交辦的工作，前提得先說服他，讓他信服於你。印度人有許多想法，很愛問為什麼。這在外人看來，或許很難管理，但有時候他們也會冒出好的提議。

在這思維背後，尤芷薇提出一個印地語字彙「jugaad」，翻譯成中文近似於「替代方案」。印度人不喜歡遵守既定的SOP，當然也跟現有的環境有關，因為總有太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會發生，包括在菜市場裡撞見羊隻，上班路上遇到牛群擋路。當問題發生時，印度人總能迅速提出方案B、方案C，沒有任何事情是非怎麼樣不可的，這也是他們彈性很大，危機處理能力很強的印證。這些替代方案往往又是神邏輯衍生出來的，也使印度的解決方案總帶著一絲詼諧和幽默。尤芷薇說：「住在印度要有一定程度的幽默感，才能生存下來。」她的書中《去印度打拼，走進另一個世界的中心》舉例說，當店家沒零錢找你時，就用糖果替代，她遇過要找五盧比，小販卻給了她三盧比加兩顆糖，這是屬於印度的小幽默，也是屬於印度在地的替代方案。

機會之地，何妨一試

身為世界人口排名第二的印度，國土全球第7大，面積比台灣大91.37倍，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機會之地。

李怡靜說：「印度改變我、教會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都要去試試看。」

她隻身到印度教華語已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應中國經濟的興起，德里機場的免稅店也聘僱了數名母語為華語的員工，李怡靜就是其中之一。

進到印度企業後，李怡靜發現企業氛圍與台灣截然不同，台灣的職場環境中，制式化的SOP缺乏彈性，但在印度企業，只要員工有好的點子，公司通常願意給員工放手一試的機會。她想為台灣參展團爭取優惠方案，公司也二話不說的同意。

從嘟嘟車的車夫身上她也學到人生道理，印度車夫總是對觀光客獅子大開口，「這些嘟嘟車的司機也教會我，一趟車多喊價10～20盧比，有人搭車就算賺到了，為什麼不試試看？」這或許是個負面教材，但十足說明了印度社會「有試有希望」。

李怡靜逐步規劃自己在印度的未來，她帶我們走過背包客大街，那邊是她的地盤，有她熟識的店家，旅遊是她即將開展的事業，她一邊走一邊說：「印度讓我變得有自信了，它讓我覺得生活其實沒有那麼的複雜，不要想那麼多，不要害怕不成功，就放手去試試，不成功又怎麼樣呢，起碼你嘗試過了。」

而這樣的可能性也發生在當年初出社會的新鮮人尤芷薇身上，22歲那年誤打誤撞的成為駐外記者，27歲就已是台灣駐印度最資深的記者。尤芷薇解釋，台灣的記者想爭取外派的機會，至少得有10～15年的資歷；但是來到發展中的印度，讓她有機會遇到一個本來不是她的機會。她身上發生的一切都不在她的計畫中，但印度就是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國家，提供機會給有意一起追夢的人。

走一趟印度，也許你也會如我所見，看見印度的貧窮、文盲和衛生問題，但是更多非物質、精神上的感觸，能讓你收穫更多。

尤芷薇說，在印度她學會成為一個有彈性、有幽默感的人，她在印度找到自在，找到伸展的舞台，在台灣被認為有點怪的自己，來到這邊大鳴大放。

王潔予說起印度的生存之道，要永遠保持懷疑的態度，自己去看，自己去驗證。

李怡靜說，印度有魔力讓你發現自己不一樣的價值。

鄭欣娓欣賞印度人的樂觀：過多的擔心沒有用，還不如相信一切會更好。她也把勇敢說出自己心中的話，當作每日的練習。

不需言語，看著邱琬筑的舞姿，就能感受到她在印度活得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