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性別S01E07】從HPV疫苗到全球暖化：科技政策下的性別風險竟是兩敗俱傷？
稱它為「全球」暖化，可能有很大的誤導作用。因為這些暖化的後果，總是傷害地球上某種人比較多，而傷害其他的人比較少。比方目前主流的共識認為全球暖化主要是已開發國家過度消費造成，然而它帶來的自然災害卻主要是由開發中國家來承擔。這是由於開發中國家的地理位置，以及他們的經濟更大量的依賴自然資源，基礎建設脆弱因此抵抗災害時的能力也受限。
暖化的風險除了在國家間分配不平等，近年也慢慢開始討論，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在性別間的分布也是高度不均等的。
【性別S01E07】從HPV疫苗到全球暖化：科技政策下的性別風險竟是兩敗俱傷？
哈囉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康庭瑜。歡迎大家收聽鏡好聽製作播出的性別好好玩，跟大家一起探索性別的故事和議題。
這一集我們來聊一聊「風險」。
科學和科技的研發和使用，除了給人類帶來好處，它同時也會帶來風險。
很多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目的，就是去指認這些風險是怎麼被分配的，這個分配有沒有一些不正義的問題。特別是社會中比較弱勢的人，常常可能在這個分配裡面被剝奪，這包括了經濟能力上的弱勢，種族、年齡、文化方面的弱勢，和性別上的弱勢等等。而其中，性別研究就是負責去分析，究竟有沒有人因為他的性別身分，而受到不公平的風險分配。
面對HPV疫苗 女性化的政策傷害了誰？
要討論科技風險怎麼分配，性別研究領域最常討論的主題便是生殖醫藥科技的風險了。
使用生殖醫藥科技（比如：避孕藥、助孕科技、生殖健康的疫苗等），雖然能帶給人類健康，但它同時也通常帶有雖然罕見但確實可能發生的風險，比方：臨床試驗階段和實際使用時候可能的不良反應。而性別研究時常就指出，由於生殖常常被認為是女性的任務，因此許多生殖醫藥科技從研發到公衛政策，都會直覺的將這些科技規劃成讓女性來使用的科技，把科技風險分配給女性，儘管這些科技並沒有不能研發為男性使用的理由。然而不讓男性使用這些科技，最終也常常給男性帶來傷害。
近年常被討論的一個例子，是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的疫苗。
HPV是一種主要經由性接觸傳染的病毒，長期感染可能會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造成許多疾病，包括：子宮頸癌、口咽癌、陰莖癌、肛門癌、陰道癌等。然而HPV疫苗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一個只有女性施打的疫苗。最初的時候，從研發到行銷和公衛政策，都傾向稱它為「子宮頸癌疫苗」，把它看成是一個女性專用的醫藥科技。
以美國為例，HPV疫苗在2006上市，當時美國疾管署建議常規的施打於11到12歲的女性。
在疫苗推出之時，許多女性主義者就抗議，這是一個當時醫學已知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染上的病毒（而且事實上目前的研究指出男性常比女性感染率還高），為何先把施打的義務，以及實驗新科技的風險，都要分配女性身上呢？
到底為什麼先建議女性施打，過了好些年之後才想到了男性？
當時許多人認為這個只讓女性施打的決定很合理，他們認為女性子宮頸癌的盛行遠高於其他男性會罹患的HPV相關癌症，並且子宮頸癌與HPV的關聯比男性可能罹患的癌症更早被發現（雖然早在80年代就已有零星文獻指出HPV和肛門癌可能有關），這自然使得研發和政策都優先將子宮頸癌認為是HPV疫苗主要處理的對象。他們據此認為，當初只讓女性施打疫苗，是再自然不過的決定。
此外，當時公共衛生分析有一種聲音，認為既然HPV主要由性接觸來傳染，那麼若能在女性之中有效推廣HPV疫苗，女性都去施打了，則可達到女性和男性不分性別整體人口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就也可以保護到男性，男性有沒有施打就比較沒有那麼急迫了。
這個想法顯然帶有性別的盲點。
這個以異性戀中心的想像，預設全人口都只會實行異性性行為。依照這種想法，進行同性性行為男性的健康就被完全遺漏了，因為他們的健康，並沒有辦法透過女生的疫苗注射來保護。
後來美國的公衛政策才慢慢的意識到這點。一直到2011年，才開始建議所有11－12歲的男孩跟女孩一起施打。這個性別中立的施打建議，目前慢慢開始也被全球許多國家所採用。
然而，由於這個性別中立的疫苗政策遲到了好些年，許多調查都顯示，目前全球多數社會大眾，很大比例仍然認為女性應該為預防和治療HPV病毒負責，女性應該承擔起施打疫苗的義務，去負擔起伴隨疫苗而來的風險。在許多國家大眾的眼裡，女性成為這個疾病唯一的道德上可歸責、可受批判的對象。
在此同時，男性由於也將這種疫苗認知為是女性的義務，應該由女性來負責施打和避免感染，因而喪失了早期尋求疫苗自我保護的可能，也無法正確認知到這類疾病對自己可能的影響和風險。
這個例子和過去許多發展成女性使用的生殖科技十分相像（比如：女性主義研究常常討論的避孕藥物）。它們通常說明一件事：如果我們把使用新生殖科技的風險只分配給女性承擔，這也表示這些新科技若能帶來益處，它會將男性排除在外。
無論是哪一個性別，似乎都無法從這種思考方式裡面，得到他們覺得公平的對待。
當國族不平等遇上性別：那些死於臨床試驗的印度女性
新醫藥科技的風險分配，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更為複雜。
近年，許多西方藥廠傾向將臨床試驗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來進行。這些層層轉包是出於幾種考量，其中一個常見的考量是，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工作者薪資和受試者報酬都相對便宜。發展中國家對受試者的保護、藥物安全和不良反應的規範與求償的執行力等，也相對較寬鬆。
然而新醫藥科技的臨床試驗有其風險，外包這些研發風險到發展中國家，有時就被批評是把風險不正義的轉嫁到全球貧窮人口，特別是女性貧窮人口之上。
以印度為例，當臨床試驗外包到印度時，許多研究已經指出，這些在印度承包的實驗單位，會傾向尋找不識字且貧窮的受試者來參與試驗。這是因為考量到貧窮的受試者由於經濟能力較低，願意接受高風險的測試，此外，貧窮且不識字的受試者不容易認知到受試可能帶來的風險，當發生不良反應，他們也較無力爭取求償。
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性別高度不平等，女性貧窮比例大幅高過於男性，且家中把資源優先投注在男性的教育，女性不識字的比例也大大高過了男性。這讓不識字的女性成為已開發國家藥廠很好的新藥受試對象。
印度的統計就指出，在2005到2012年間，參與臨床試驗過程中死亡者就有2,600多人，其中至少有80人被認為是明確可確認其死亡為試驗所直接導致。而其中絕大多數是為了西方的藥廠受試。在這個過程中，貧窮且不識字的女性就成為召募的重點。
在2010年，印度政府中止了一個HPV疫苗施打的研究，這是由於這個研究傳出有7位受試女童在研究過程中死亡，還有更多人出現較嚴重的不良反應。
需要聲明的是，這些女孩的死亡在第一時間調查時認為無法認定是疫苗施打直接造成，並且臨床試驗和疫苗施打在當代其實都是相對安全的過程。然而，臨床試驗和疫苗施打的確仍有雖然罕見但確實存在的風險，因此它需要事前取得受試者和其監護人對風險的理解和同意。
然而，在印度政府展開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些被挑選來受試的女孩們，以及代替他們行使同意權的監護人，有很大的比例都不識字。受試同意書上多數父母或監護人都因不識字而無法簽名，有些同意書甚至是由學校代簽。種種資料顯示，這些參與者和他們的家人，很可能是在完全不了解自己可能面對到的重大風險，也不了解自己有權利拒絕，就參與了研究。
這一類案例不只發生在印度，而是廣泛的發生在許多開發中的國家。許多女性主義發展研究的作者，都呼籲大家要開始思考，疫苗施打和更廣的醫藥研發若是最終能讓世界上不分國家和性別的人們都能受益，那麼將試驗的風險不成比例的分配給貧窮國家的人，特別是貧窮國家的女人，這真的是正義的風險分配方式嗎？
女生比較容易死於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正義觀
除了醫藥科技產品可能有風險分配不正義的問題，自然災難的風險也會在不同類型的人群之中，被不均等的分配。這時候相關的科學和科技政策，可能就必須考慮到這個不均等，才能設計出最適的對策。
近年來最熱門的相關討論可能就是全球暖化了。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可能會造成糧食短缺、乾旱與天災。
稱它為「全球」暖化，可能有很大的誤導作用。因為這些暖化的後果，總是傷害地球上某種人比較多，而傷害其他的人比較少。比方目前主流的共識認為全球暖化主要是已開發國家過度消費造成，然而它帶來的自然災害卻主要是由開發中國家來承擔。這是由於開發中國家的地理位置，以及他們的經濟更大量的依賴自然資源，基礎建設脆弱因此抵抗災害時的能力也受限。
暖化的風險除了在國家間分配不平等，近年也慢慢開始討論，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在性別間的分布也是高度不均等的。
以全球暖化造成的天然災害來說，目前預期造成女性的死亡將遠多於男性。這是因為女性在天災中的存活機率顯著低於男性。90年代孟加拉的水患喪命的14萬人中，9成是女性。2000年代南亞海嘯的女性死亡數大約是男性的4倍。即使是已開發國家如歐洲，在熱浪期間，女性死亡數遠較男性為多，在美國，卡翠娜風災時，非裔美國女人也面臨較多的生存阻礙。
為什麼女性面對氣候災難時死亡數比較高？
一部分研究指出，貧窮人口面對天災是最無生還可能的，而世界上的貧窮人口的分布女性遠遠多過於男性。貧窮首先就決定了這些女性面對天災時的高風險。
此外，許多社會中，男性被鼓勵出門，女性被要求待在家中，女性留守家居空間被認為是比較安全且是好女孩做的事。許多情況中，即便是天災也不能離家，需要等待男性家庭成員返家救援。由於不被鼓勵外出活動，這些社會中女性擁有游泳、爬樹等技能者，也大大低於男性，因而降低了她們的生還機會。
當天災發生時，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數字也會大幅提高。當天災過後，伴隨著女性的大量死亡和人數減少，這些社會也會面臨更高的未成年女性婚姻數、女性受教育比例降低，以及許多被強迫的未成年性工作。
不只是致命性的天災，全球暖化造成的乾旱，也被發現已經造成全球許多女性的不利益。由於許多發展中社會裡，女性負責取水的工作，目前許多研究發現，更頻繁出現的嚴重乾旱，使得女性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找尋和到達水源，這已經使得發展中國家女孩的輟學機會升高。
對策：思考資源重分配
知道這些自然災害風險分配不平等的資訊能做什麼呢？
早在多年前，處理全球暖化的組織和全球政府就已經認識到，氣候變遷的風險在國家間是不平等分配的。因為清楚認知到這點，跨國的氣候變遷協議願意一起將更多的資源挪用去幫助發展中國家，讓他們有更多能力去適應氣候，也因為認知到這個不平等分配，而課與已開發國家較多義務。
性別間的氣候風險不平等分配，雖然比國家間的不平等更晚被注意到，但目前也開始有很多倡議，呼籲全球可以挪出更多資源去幫助那些氣候風險中特別不利益的性別，去瞭解那些性別究竟是因為什麼機制和那些面向造成她們比較高的風險。分配出更多的資源來對症下藥，讓這些女性也能好好的面對地球的未來。
無論是自然災難的風險，或是科技研發和使用的風險，它們都有一些分配不平等的面向，需要介入去討論和改善。而這通常不是只靠科學家們就可以完成的任務，它需要的可能更是公民們透過長期的政策參與和監督，來共同做出貢獻。
延伸閱讀
Daley, E. M., Vamos, C. A., Thompson, E. L., Zimet, G. D., Rosberger, Z., Merrell, L., & Kline, N. S. (2017). The feminization of HPV: How scien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gender norms shaped U.S. HPV vaccine implementation. Papillomavirus Research, 3, 142-148.
MacGregor, S. (2010). A stranger silence still: The need for feminist social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7:2, 124-140.
Rawlinson, P. (2016). Saving the girls: Medical colonialism and the HPV programme. Postcolonial Studies, 19:4, 42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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