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立花隆 「知識巨人」的真實形象

對戰後日本社會影響最大的新聞媒體人立花隆已於4月離世。他是日本「調查性報導」的開山鼻祖，曾憑藉一篇雜誌文章迫使位於權力頂端的首相下臺，因此名聲大噪。他也曾以「譯者」身份，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太空、腦死亡、瀕死體驗、靈長類學等各種領域一線研究人員的成果介紹給普通民眾，在科普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負責與其對接工作，長期擔任其「伴跑員」的《朝日新聞》記者高橋真理子為我們講述這位「知識巨人」的真實形象。

過於耀眼的登場

憑藉紀實作品《田中角榮研究》迫使時任首相下臺，並在科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留下超過100部著作的立花隆因突發「急性冠脈綜合征」，於2021年4月30日辭世，享年80歲。這位曾用犀利言辭對抗金權政治這種「大惡」，並長期活躍在前沿科技採訪一線的「戰後最偉大的媒體人」（《文藝春秋》原社長平尾隆弘語），在新冠疫情期間禁止探視的醫院中靜靜離開了人世。

讓他名聲大噪的，是1974年11月期《文藝春秋》上刊登的紀實作品《田中角榮研究——其錢脈和人脈》。當年掌權的田中內閣於12月集體辭職，同屬自民黨且擁有「清廉」形象的三木武夫接任了首相。立花隆用筆桿子的力量擊潰了一屆政府——這是保障言論自由的日本國憲法頒佈28年後發生的一起重大事件。

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後來他一邊撰寫續篇，一邊還同時開展了其他浩大的工作。他在《月刊現代》上連載《中核派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無仁義之戰》，剖析了內部鬥爭頻發的新左翼運動，並在《文藝春秋》和《週刊朝日》上分別發表了題為《日本共產黨研究》和《農協 巨大的挑戰》的連載文章。作為一介自由媒體人，他向當時支配日本社會的「強大勢力」亮劍，這樣的登場可謂太過耀眼奪目。

他採用的手法在當時的日本新聞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形式。他會要求採訪團隊收集大量的資料，然後自己深入研究，潛心寫稿。當然，有時閱讀資料後還會要求追加資料。後來，這種手法被命名為「調查性報導」。收集資料時的徹底到位、閱讀資料時超乎尋常的集中力，以及善於從龐雜資料中抓取框架結構的分析力，這一切都讓並肩工作的編輯人員們讚歎不已。

偶遇特拉維夫機場掃射事件

1940年，本名橘隆志的立花隆，作為橘經雄和龍子夫婦的次子降生在長崎市。戰爭時期，其父在北京某學校當老師，立花隆從2歲開始在北京生活，5歲時日本戰敗，一家人回到日本茨城縣，後來他上了水戶第一高中，全家搬到千葉縣居住後，又轉校到都立上野高中。父母均是基督徒，家中有許多書籍，他從小就喜愛讀書。東京大學文學系法文專業畢業後進入文藝春秋出版社，被分配到《週刊文春》編輯部工作。

由於記者工作節奏太快，加上「想讀更多書」，兩年半後，他選擇了辭職，又進入了東大文學系哲學專業學習。然而，東大鬥爭日益激烈，在大學裡也無法正常上課。為了生計，他開始為女性雜誌和月刊雜誌撰稿，這樣度過了差不多四年時間，決心封筆的他在東京新宿黃金街上開了一間酒吧。

他從老東家文藝春秋那裡聽聞以色列政府邀請記者訪問，於是賣掉了剛剛經營半年的酒吧，奔赴以色列。訪問結束後，他又浪跡歐洲和中近東，1972年5月，偶然遭遇了三名日本赤軍實施的特拉維夫機場掃射事件。他採訪了犯罪團夥中唯一被活捉的岡本公三，將文章發表在了《週刊文春》（1972年7月24日刊）上。

經過上世紀70年代的工作，他的名字也廣為人知，從1981年起，他開始採訪美國宇航員返回地球後的經歷，撰寫連載文章，後來推出了《從太空歸來》（中央公論）一書。同時，他還正式涉足科學領域的採訪工作，推出了《向猿猴學習的人類》（Anima）等作品。筆者與立花隆初次見面是1988年他決定要在月刊雜誌《科學朝日》新開連載欄目的時候。此後六年多的時間裡，作為專門和他對接的編輯，我經常陪同他前往全國各地的研究單位開展採訪工作，直至我調離編輯部。

「我就是喜歡學習」

外出採訪時，立花隆總是很謙遜，話也不多。每當在採訪地被人尊稱為「立花老師」，他都會輕描淡寫地回一句「我可配不上『老師』這個稱呼啊」。從旁人看來，他的言行舉止無不展現出一名優秀新聞媒體人的形象。

一開始是《立花隆走訪研究最前沿》連載了一年半，後來他說「想瞭解超級電腦」，於是改為連載《電腦最前沿》，然後又連載了《腦研究最前沿》。

他最先採訪的是長野縣野邊山天文臺，那裡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電波望遠鏡。我本來以為兩天一晚的採訪時間完全夠了，可到了要離開的時候，他卻說「還是有些欠缺」，聽得我目瞪口呆。當然，最後又重新採訪了一遍。

岐阜縣神岡町建有一個產生過諾貝爾獎的中微子探測器「神岡探測器」，立花隆曾特意乘坐深夜發車淩晨到達的夜行列車前去採訪。不坐方便省時的飛機，偏要坐耗費時間的夜行列車，或許恰恰體現了他的個人癖好，也就是他所說的「身上流淌著放浪不羈的血液」。

每次採訪的研究人員誇他「您鑽研得很透徹啊」，他總是笑著回答「對，我就是喜歡學習鑽研」。由於研究人員基本上都很好學，所以在這一點上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連帶感。

曾想學會手語採訪黑猩猩

在日復一日的採訪過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說出一句讓我頗感意外的話——「田中角榮讓我損失了10年時間」。我琢磨著難道和「巨惡」鬥爭並非他的本願嗎？但其實他是在歎息，明明想要採訪其他事情，還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卻都未能如願。

其中之一就是「學習手語」。「美國有一隻學會了手語的黑猩猩對吧。所以，我原來一直想學會美國手語，直接採訪那只黑猩猩」。聽他這麼一說，我感覺很受衝擊——「難道這就是媒體人精神？」。

「是不是還想重返一次青春歲月？」——當我問起這個大家閒聊時經常會問的問題時，他的回答也讓我終生難忘。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想」。我心理嘀咕，重新來一次的話，還不知道你能不能像現在這樣成為一名成功的媒體人呢，而他卻毫不猶豫地說「我要學習更多語言。對了，要學習希臘語」。

他常常提起保羅・高更的代表作《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說自己想了解這幅畫作。所以，天文、物理、生物、醫學…無論哪個領域，他總是想瞭解科學技術最前沿發生了什麼。大概他對一切都抱有旺盛的求知欲。

立花隆與筆者（1989年，攝於夜班火車臥鋪車廂內） 朝日新聞社早阪元興攝影

不過，他也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始終對科學與社會問題的關聯保持著距離。比如，他從未採訪過關於核電的話題。我曾聽他說過「經常有粉絲寫信來希望我能寫點關於核電站的文章，但我絕不碰核能這個話題」。他一定是覺得如果被捲入爭論核電是非的漩渦，將會「浪費時間」。就像感覺和田中角榮較勁的10年是一種「損失」那樣。

對腦死亡爭論產生的影響

不過，在腦死亡問題方面，他主動參與了社會性的大討論。當「腦死亡是否等於死亡」在社會上引發廣泛爭論的時候，他提出了自己的立場——承認「腦死亡即是死亡」，但應該更加嚴格地規範判定腦死亡的標準，擺開了反對醫學界主流態度的論戰陣勢。同時，他對「瀕死體驗」也抱有非同尋常的興趣，撰寫過新聞報導，還做過電視節目。雖然他非常相信科學，但也不會將超自然（occult）的現象全盤否定為「非科學」，莫如說還曾熱衷於採訪這些內容。

那段時期立花隆積極發聲的行動，無疑讓日本社會增強了對腦死亡器官移植問題的謹慎態度。然而1999年，58歲的他卻宣佈自己已經簽署了「腦死亡器官捐贈」同意書。對此，他解釋稱，儘管針對判斷標準的意見沒有改變，但即使以後醫生按照現行標準來判斷自己是否死亡，也不會有任何不服。

年過六旬以後，他依然筆耕不輟，撰寫了《天皇與東大》這樣宏大的歷史作品，整理關於曠世作曲家武滿徹的長時間採訪內容，推出了單行本《武滿徹 音樂創造之旅》，還將長期刻畫西伯利亞拘留（二戰後，日本戰俘被蘇聯紅軍押運至西伯利亞接受勞動改造——譯注）生活的畫家香月泰男的故事寫成了《西伯利亞鎮魂歌 香月泰男的世界》（均由文藝春秋出版）。他擁有據稱超過3萬冊的海量藏書，並且不斷涉獵跨度極廣的各種工作，或許我們不得不說，稱其為「知識巨人」也是理所當然吧。

在開展寫作活動的同時，他還在東京大學和立教大學擔任教師，向年輕學生們講授「調查寫作」的妙趣，向成人教育學生傳授「個人史的寫法」。

2007年發現罹患膀胱癌後，他不斷思索生與死的問題，並對外表達了自己的見解。在這個問題上，他向社會發出的最重要的訊息是——「死亡並不可怕」。

除了癌症外，他還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晚年總是重複著住院和出院的生活。去年年底，我給他手機打了一個電話，他本人接了起來，用微弱的聲音說「我住院了，身體狀況不太好」，沒想到那竟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

標題圖片：文藝春秋提供

高橋真理子 [作者簡介]

朝日新聞科學協調員。畢業于東京大學理學系物理專業。1979年進入朝日新聞社，先後在岐阜支局、東京總社科學部、出版局科學朝日編輯部等部門工作，歷任負責科學技術與醫學話題的論說委員、編輯委員、科學部副部長、科學主編（部長）等職。現在除了不定期給朝日新聞言論網站「論座」投稿外，還在Chibagin綜合研究所旗下的《Management Square》雜誌上開設連載專欄。從上世紀90年代起參加了每兩年一次的科學記者世界大會，並參與創設各國科學記者協會加盟的世界科學記者聯盟。著有《發現！重力波》（新潮選書），合著作品有《村山先生，我們對宇宙瞭解到了什麼程度？》（朝日新書），編纂作品有《醜聞的科學史》（朝日選書），譯著有《獲得諾貝爾獎的男人》（合譯，朝日新聞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