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民主下的低價與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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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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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財政部長許嘉棟教授發表〈放鬆物價管控,解低薪與低價之結〉鴻文,認為台灣低價和低薪形成惡性循環,已成難解問題。在全球化下所得分配惡化,政府為照顧民眾,多方管制公用事業價格,並嚴格監管民間調價,造成民間價格亦難調整,也影響薪資上漲,引起了這種後果。

許教授建議,政府應藉本次軍公教調薪之機,解除對油電水和勞健保、教育等長期遭壓抑的基礎設施價格之管制,適當調漲以達合理價格,讓民間薪資被動調漲;同時以「移轉支付」補貼弱勢族群。只要維持相當程度的競爭,民間價格不可能漲得過高。

許教授建議方向正確,值得政府重視。然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為何政府會採用這種物價管控模式?

從政治上爭取選票的觀點來看,全面性的管制價格會影響所有的選民,能爭取到的選票可能遠高於放手讓物價上漲並補貼經濟弱勢族群所能得到的選票;因為後者多數選民沒被特別關照,無法爭取到大量選票,而被特別關照的弱勢族群的投票率可能偏低,所以只追求選票極大化的執政者自然會不顧台灣的長期發展,放棄只照顧弱勢、同時放手讓物價合理上漲的施政選擇。

若上面推論正確,那就很容易解釋為何台灣會產生這個「連體嬰」,而且這種簡單的政策還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就是在公共價格經常凍漲、利潤偏低之下,許多新能源在台灣無法被公營企業透過研發來提供,因為缺乏合理利潤和資源。例如,除了找歐洲風電企業來台投資以外,台灣其實可以發展海浪、潮汐、洋流、馬路等各種發電模式、尋找更多的地熱發電點,甚至中油可以發展技術、開發西南外海的甲烷水合物(可燃冰)。但在凍漲經常腐蝕獲利之下,根本看不到該有的作為,讓台灣的新能源發展牛步化。

此外,學術界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也在式微之中。由於政黨輪替頻繁,少有政府高層願意傾聽學界意見,因為在「五日京兆」心態之下,少有政治人物願意考慮3、5年後的事。早期,中央研究院的財經院士經常聯合對財經政策提出極具分量的見解和建議,讓政府必須重視參考;也許今天的財經專家們應該仿效,針對一些重大財經策略集體發言,以獲得政府重視。

方向正確的政策,實施的時機也至為重要。財經專業者都贊成的「證券交易所得稅」,近年在兩度闖關下都鎩羽而歸,當然和推動的時機有關。目前疫情肆虐,受衝擊較大的多屬於低薪的服務行業,所得分配不均也正在擴大,這些正在生存邊緣掙扎的庶民們,一時之間恐難承受物價進一步的上漲。

許教授雖然建議在放手物價管制的同時,可以補貼弱勢族群,但實務上恐難以掌握還在變動中的弱勢認定和補貼幅度;可能要更積極蒐集家庭經濟資料,等疫情舒緩、經濟情勢穩定下來後,再落實此項重大政策變革,才會有更高的可行性。(作者為華梵大學人文教育學院兼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