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人絮語：《蒙馬特遺書》與《其後》的文本互文性

文：陳鈺欣

若非身體，我是不能體驗到她是誰，

她是如何在愛著我，我之於她是甚麼意義，

懂得最核心最重要的她是如何的純潔，脆弱，美麗……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第十七書

《蒙馬特遺書》出版二十六年，至今除繁、簡中文版外，亦譯成多國語言，包含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義大利版、西班牙版、土耳其版…等。其中英文版譯作Last Words from Montmartre，譯者韓瑞（Heinrich）清晰地掌握了《蒙馬特遺書》中對於身體認同、同性慾望的辯證與掙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將第十七書裡的小詠段落，誤植為絮。

除了解釋為中文不似英文語句，常以人稱代名詞開頭之外，恐怕是因為邱妙津《蒙馬特遺書》中同性情愛對象輪番上場，令人目不暇給，乃至譯者若非按照書信寫作時間順序讀下來，很容易就張冠李戴。翻譯筆誤本無可厚非，但二○一二年賴香吟《其後》出版，無論在行銷語言或相關評論，都直指《其後》與《蒙馬特遺書》的文本互文性；二○二○年《其後》在中國以簡體中文出版，流傳的文案是：「被遺忘的台灣作家賴香吟，大陸竟然無法了解她的隱秘歷史」，一時流言蜚語甚囂塵上。

作為台灣同志文學研究的一員，我自忖：如果中文讀者自一九九六年《蒙馬特遺書》出版以來，已經明確指認出在東京求學的主角人物小詠所本，即現實生活中的作家賴香吟，那麼，又有何隱密？甚或二○一二年賴香吟重拾寫作，出版《其後》回應，流言所謂何來？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將針對邱妙津與賴香吟的文本進行精讀，讀出台灣一九九○年代初期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以及信件展示與小說對話的文本互文性。

本事

《蒙馬特遺書》是以二十封書信，連綴首尾兩篇見證寫就。敘事時間自主人翁Zoë巴黎第八大學碩士班求學，師事蘇西，至一九九五年至東京探訪碩士班求學的小詠，返回巴黎。在故事裡，絮與Zoë有過婚姻的盟誓，而絮離開了她，情感受挫精神狀態不佳的Zoë飛到東京投靠小詠，幾夜溫存後，回到巴黎蒙馬特，開始寫作遺書。

邱妙津直面性的書寫，直接、強烈，Zoë與小詠的東京情事主要在第十七書，即：

在身體的底層，太美，太絕對，指名向我的一股愛欲之濤流，正是由於三年裡針對我愛欲的指名性在她身體靈魂裡形成，她將這份堅強的愛欲給了垂死邊緣掙扎的我，將我從死亡那邊贖回，重新點燃我對生命的慾望。

遺憾遺書寫作成為真的「遺書」，邱妙津逝世於巴黎，賴香吟強忍悲痛，親手打字遺留手稿，《蒙馬特遺書》付梓出版。

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

《蒙馬特遺書》出版於一九九六年，時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的賴香吟二十七歲，與邱妙津同年。即至《其後》二○一二年出版，賴香吟等學運世代已步入四十歲中年，同輩之人早已在政壇嶄露頭角，或身居要職。二○一九年台灣同婚專法通過，同志平權嶄露曙光，文化部長鄭麗君於媒體專訪憶學運、憶好友邱妙津；二○二○年卸任部長職位後，她參加當年度的台灣同志遊行並受邀上台發言，媒體所下標題為「同志大遊行 鄭麗君向已故作家邱妙津說：我們做到了」。

一九九○年三月，將近六千多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日改名「自由廣場」）上集結，被稱為「野百合學運」。時值中華民國總統間接選舉，學運的主要訴求是「解散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

場景置換為虛構紀實小說，在賴香吟筆下，展開故事序幕的正是台灣大學的活動中心，引領野百合學運沸沸揚揚的學生會、大新、大論等社團，皆在其中。《其後》是這麼寫的：

那是八○年代的尾聲，所謂五年級發芽的時代，不顧一切的努力，把知性與情感榨壓到極限，且往往是情感越過了知性，人人多少談一點文學、哲學、性別，也談環保、歷史、政治，種種，各個小圈子匯集在活動中心裡來去，那些圈子裡的許多名字後來在不同領域有了各自的光芒，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如果巧合，這些人的記憶盒裡，應該還留著五月所描述過的二樓社辦裡的空間狼藉，人與人的愛情與競合，懷抱理想的青年男女，執著地和自己的風車戰得精疲力盡。

也是在這個理想與情愛聚合的活動中心裡，主人翁五月與敘事者「我」首次相遇，五月是「一張小臉，下巴裹著紗布，全靠一雙晶亮大眼睛打招呼」。相對於五月的活絡、熱情，有本事跟每一個人打交道，「我」則沉靜內斂。但那一天，彷彿情感宿命自縫隙趁虛而入，開啟了兩人往後寫作生涯交織相連：

五月忽地伸過手來摸她的衣衫：這麼薄？

這瞬間，彷彿打了個寒顫似地，某些平靜的事態被驚擾了。

文本互文性（信件展示與小說對話）

「如果我都說真話，小詠，我是不是就要像太宰寫完《人間失格》之後，跳河情死呢？」。這是《其後》裡所指的《遺書》（邱妙津《蒙馬特遺書》）第十書中的句子，讀者若比對兩本小說，便可發現邱妙津與賴香吟敘事風格截然不同，對兩人情感的定義也尚在討論中，對外宣稱更是扞格不入至今。在《其後》中亦鋪陳關於太宰治情死的辯證，兩人閱讀文本的緊密交織，但文學意見又截然不同，於五月是尋死，於「我」則是要活：

實際的故事是，在那個星星閃耀的活動中心，虛榮與寵愛打造出來的舞台，她們一路走到這裡，接下來，也只能被推著逆向發展，變成一對承諾要彼此照護，活下去的伴侶。

讀不完的書、說不完的話、走不完的路……，是九○年代初期學運世代知識青年的寫照，或許也是每一個世代的。走上出國留學的道路，也是每一個世代台灣文化菁英的寫照。在沒有網路、沒有通訊媒體的時代，甚至沒有手機，書信與長途越洋電話成為跨越國界的戀人們的憑藉。在《蒙馬特遺書》與《其後》裡，更是收錄了給彼此的書信，同時互文。邱妙津在〈第十三書〉的篇首，置入了「九五年來自東京的關鍵信」，表達小詠對Zoë不要尋死的勸戒，再議死生：

不要死，我不畏懼談死亡。可是，不要抗議地死，那種孤獨與痛苦令我痛不欲生。所謂生者何堪，是的，即便是活著現在，想及你的痛苦都令我感到何堪，何況當我想及一個個夜裡消逝的你的形體內那些吶喊與不平……

Zoë從東京歸來寫作，原本是要生，小詠終於放開自己給予她完全的愛與欲，在第十七書中滿是她對東京愛欲生命的回憶：

關於東京的回憶，是櫻花，是黃昏的夕陽，是早晨她窗戶的光，是烏鴉的啼聲，是雨夜裡的暗屋巷景，是她情愫甚深的，臉…

對於同志研究的文本分析，它很難不是在討論誰跟誰上了床，背後的倫理性問題：究竟是糾結於解嚴之後國家體制的重整、抑或弱勢族群的平權議題？還是時代靜悄悄地沉默著、沒有人對她們伸出援手的集體共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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