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與惡拉開距離──誰說我們只能看無腦肥皂劇?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粉絲專頁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粉絲專頁

⊙張博洋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完結篇收視率衝到3.6創新高,登戲劇龍頭,這告訴我們,爭議議題在台灣不是不能討論,而是用什麼方式討論,也代表台灣的影視圈不是寫不出好劇本、拍不出好故事,在前瞻計畫經費加持下,不免令人懷疑,過去鼓勵優良戲劇的經費都被哪些人拿走了?

我們難道永遠只能期待公視拍出好戲劇,卻又一邊被其他只會拍婆媳爭產劇的商業電視台高層指責:「啊觀眾就只愛看這種啊」?

若按此邏輯,難道魏德聖導演在拍攝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時候,會擔心裡面沒有婆媳元素、沒有總裁,所以觀眾可能會不買單嗎?所以,到底有問題的是觀眾,還是電視台?

或許,我們可以用世代衝突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比方說,台灣的長輩們就是愛看不用動腦,只想虐心的中國宮廷劇,整個電視打開都是鼓勵腦袋放空智商降低的影像時。下一個世代的影像工作者或是觀眾們,是要選擇有樣學樣,繼續跟這些已經不需要隨著時代進步的長輩們一起沉淪,或是更努力地創造出好劇本,說好故事,支持打動人心的好創作?

或許有人會說,工作這麼累了下班就是只想放空,不行嗎?

對,就是不行。

因為台灣年輕人運氣很差的,是一出生注定被制度剝削一輩子的崩世代,我們沒有本錢讓自己放空,除非我們甘心成為那些長輩口中的草莓族、水蜜桃族,然後等到我們上了年紀了,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以及沒長進,繼續創造新的標籤貼給下一代,水果名稱用完了可能換糖果。

因為世界無時無刻都在轉動,產品、資訊等等生財工具的生命週期不斷在縮短,我們不可能冠冕堂皇的對外告訴別人:台灣要走向世界,回到家我們只願意接受總裁偶像劇來麻痺自己。

這樣的要求是否過度嚴苛?其實,每個國家其實都有無腦愛情劇。可是當西方國家已經《紙牌屋》、《黑鏡》、《西部世界》,日本已經有《半澤直樹》、《法醫女王》,甚至《月薪嬌妻》都是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我們還在看王偉忠們拍那些討好特定族群的眷村故事,看哪位女模又被物化成總裁的女友,或是看永遠只有爭財產的婆媳長壽劇,其實,這就形成了一個不鼓勵思考的社會氛圍。

近幾年,假新聞迎合著台灣社會喜歡膝跳反應不做長遠思考的風氣,一躍變成「民眾心中最受信任的人物」;許多厭倦藍綠,對政治人物完全不信任的民眾,卻意外的信任假新聞帶給他們的憤怒感,媒體高層為了捧中國,基層為了收視率交差,無所不用其極的把新聞媒體變成一種製造社會對立的工具。

《與惡》恰巧的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並提供民眾一個緩下思緒的思考方向。

該劇講述兩個家庭面對失去家人的自我療癒,過程中出現了台灣主流社會從來沒有面對過的思考──「原來一場悲劇中,不是只有受害者才是受傷的人,每一位跟這個事件牽扯到的人,其實都受傷了,哪怕是加害者的親友」甚至,透過螢幕接受媒體標題殺人、聳動畫面灌輸的我們,觀看整起社會事件的同時,其實也讓自己的心靈成為受害者。

因為人類會懼怕、會想排除、會想避免這樣的悲劇有任何的可能發生在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但台灣社會如前所述是個膝跳反應100分,長期思考0分的社會時,會怎麼做?答案是一股腦支持死刑,或者,包圍警察局。

吳慷仁飾演的死刑犯辯護律師,在這時候出現的恰到好處,誰說不照觀眾的思考就會沒票房,當觀眾以為會有包青天開鍘劇情套路的時候,劇本卻又帶大家走向另一個華人社會從來沒有過的思考,死刑犯為什麼會殺人?是社會使他必須殺人?還是人生經歷?還是他天生就愛殺人?

又或者我們換個思考,我們如何避免出現更多殺人犯?用死刑、教育、感化?

《與惡》所要討論的心靈修復,是漫長且需要勇氣的,該劇用溫柔的方式對社會大眾喊話,死刑的辯護未必就是不正義,試圖修復因為人倫悲劇而破裂的社會關係,本身就是一種正義。

試想,如果今天我們社會只會永遠包青天,虎頭鍘一落下但後續問題都假裝看不到,不從其他源頭去遏止犯罪,包青天模式之後,這個社會有學到什麼嗎?

所以重點還是思考,如果有人說他會用快速簡潔的方式替你處理問題,首先你要懷疑他的動機,再來是懷疑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權利被交出去了,而你沒有察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有非常多,思考是證明你有在參與這個社會的一種方式,也是對想操控你思想的人做出的抵抗,除非我們一開始就放棄思考了。

那麼,我們就跟惡沒什麼距離了。

作者本身是個工科人,誤打誤撞走進政治的領域後就回不去了,曾經擔任過基進黨的中執委,現為電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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