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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善的距離|療癒劇場裡的真實人生|華視新聞雜誌

台北市 / Siku Yaway 採訪/撰稿 張書堯 攝影/剪輯

觀眾朋友,您每天過得好嗎?您知道台灣不快樂的人口,一直在增加嗎?根據衛福部最新資料統計,2019年有280萬人因為精神疾病就醫,例如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等,國內常見精神疾病的盛行率,20年間從11.5%攀升到23.8%,但一般民眾所認知的精神疾病患者,通常帶著誤解,總將病友都視為具有危險性。這樣的負面標籤,對他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更甚於疾病本身,也衝擊著多數努力治療,走在康復路上的精神康復者,使他們持續生活在被排斥與歧視的角落。為了除去汙名,2017年一群精神康復者,跟一群有戲劇經驗者,所組成的劇團,希望透過戲劇的方式,向社會大眾開啟溝通,精神康復者為自己的生命故事,直接做藝術性表達。願意將自己的故事開箱,走上舞台,需要很大勇氣,在這過程中是否製造了對話機會?精神康復者又長出哪些生命力?我們先來欣賞劇團,最新一期在2021年底的公演。

2021年度公演《預約真實》,光影掠過暗色系舞台,明暗反差,強調精神疾病經驗者的內心掙扎,2021年深秋一群意想不到的新手演員,跟著劇場工作者,一起登上舞台。年度公演試圖衝破真實的禁錮,透過戲劇藝術,精神康復者飾演自己的人生故事,仿如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詮釋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無奈,這不只是劇情,也是許多人現實生活中,真實上演的日常。

劇團成員劉朔瑋說:「來這個計畫第一年,是因為那時候有朋友,參與在這個計畫裡面,我就去看他們的發表,看了之後瞭解他們的背景,我還滿驚訝的。當然知道他們有狀況,但是我並不是那麼清楚,怎麼跟他們相處,所以我也是抱持著,想要了解的心情進去。」精神康復者嬌嬌(化名)說:「因為我很久以前,就想要做藝術表演相關的工作,沒想到有一天因為生病的關係休養,我居然有時間參加這樣的活動,這也是因禍得福吧。」

劇團成員董以緹說:「論文的主題就是針對精神障礙的朋友,我其實是想要在這個團體學習。」康復之友協會督導潘宗育說:「我們有在討論,有關去汙名這件事情,有沒有一些比較不一樣做法,請導演還有一些專業的戲劇老師,來帶精神康復者演戲,最後一起來做演出。」

要演好一齣劇,每週二、四下午,這群人得接受專業訓練,培養默契。精神康復者大偉說:「我一開始以為,是玫瑰瞳鈴眼那種演法。」大偉說:「以前演是,媽媽我要吃東西。然後老師說你要有感情,你要怎麼演,媽媽我要吃東西。」

38歲的大偉,國二時出現憂鬱症症狀,但當時的他不以為意。大偉說:「聽到老闆喊報應,我嚇一跳想說是不是在講我。去麥當勞同學就講說不容於社會,然後晚上完全睡不著覺,一直在想一樣的事情,不容於社會這句話,很有壓迫感,那種感覺就很像,隨時都會死掉。」一起走在街上,現在他按時吃藥規律回診,在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穩定工作,這天帶著我們,一起去收寄放在愛心店家的發票、零錢箱。

年度公演,舞台中央燈光聚焦,她是今年剛加入劇團的嬌嬌,在2021年的公演上,飾演一位僱用精神康復者的便當店老闆,這也和生病前同為老闆的她很類似。嬌嬌模擬過去47歲的她,三年前在事業一路順利時發病,患有思覺失調症與重度憂鬱症。

嬌嬌(化名)說:「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發現瓦斯爐是開著,可是瓦斯爐上面沒有鍋子,我以為我兒子惡作劇,我罵他他跟我反彈,說他才不會幹這種事。我後來看了醫生,才發現自己有可能夢遊,自己做了什麼事都不知道,我被判斷是思覺失調症,甚至我會發現,馬路有裂痕,可是旁邊沒有人尖叫,那就表示那個畫面只有我看到,於是我趕快去找醫生。」

為了專心治療,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將自己開的記帳士事務所收起來,女強人角色,正式替換成另一種人生。嬌嬌(化名)說:「我在醫院住了15天,醫生說工作重要還是健康重要,我說我不管我就是回去工作,所以我的病情沒有好轉反而惡化,自己生病之後,不像以前那麼能幹了,家人不諒解,覺得怎麼變得沒有家庭責任,然後工作也不用心。」

嬌嬌(化名)說:「我生病以後不喜歡接觸人群,喜歡孤獨,所以有時候一個人在公園裡面散步,想辦法讓自己放鬆。有時候看著在玩的人,會覺得跟他們是不同世界的人,他們很開心在天堂,而我生病吃藥的關係,有副作用會不舒服,有時候會覺得自己生活在地獄裡。」

生活中,讓她沒有安全感的時刻很多,嬌嬌搭大眾運輸工具,身心障礙者刷悠遊卡時,發出不同聲響,讓她擔憂被外界誤解,夢魘如影隨形。嬌嬌下車嗶嗶嗶,嬌嬌在很擠的公車,幻覺、惡夢、妄想畫面,在精神康復者腦海和現實不斷交錯,生病之前,嬌嬌無法想像,生病的人被困在什麼樣的絕境。嬌嬌(化名)說:「我曾經歧視過病人,因為我覺得他們沒有病識感,不願意就醫,會一直干擾別人,現在想一想他們也不是故意的,那因為他心中有幻覺,現在對病人會多一分關心。」

而對他們來說,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從醫院的醫療,回到生活日常。精神科社工出身的導演蔡朋霖,以團員們康復的生命經歷作為題材,幫助他們找回自信,勇敢說出自己的故事,爭取話語權。劇團導演蔡朋霖說:「重點還是在於他們願意,試著練習去講述他自己的過程,精障者可以在社會裡面生存,並且和我們其他沒有精神困擾的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無形之中,團員們從角色詮釋裡,學會抒發自己的情緒,為壓抑的人生尋找出口。33歲的劉朔瑋,10年資歷劇場人,加入劇團的初衷,是想了解怎麼和身旁的精神康復者相處。劇團成員劉朔瑋說:「有一個角色是助人工作者,帶著康復者去求職,但是一直碰壁一直碰壁的故事,那一種一直碰壁的沮喪,這件事情真的是只有他們最了解。表現出來的情緒強度,或者是展現在身體上的那個狀態,我覺得我們永遠地只能去想像,但這就是他們的日常。」

劉朔瑋說:「光是做為一個表演者,跟他們一起站在台上,就是最大的挑戰。他們自己站在那邊就有故事,那對於被他們稱為正常人的我,要跟他們一起站在台上,如何讓我們全部都看起來一樣,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最大的挑戰。」

朔瑋的妹妹芳宇,在哥哥邀請下加入,協助表演教學工作達三年,在互動過程中她也不斷被療癒。劇團成員劉芳宇說:「其實我每次來參加團體,不管我是用什麼狀態走進這扇門,但我每次都可以笑著走出這扇門,跟這群人一起在劇場裡面工作,對我來說是很療癒的。」

記者Siku Yaway說:「醫療上的治療或許控制了病,但生活上的不穩定,容易加深精神康復者的病情,更頻繁進出門診。」目前全國嚴重精神病患35,740人,關懷訪視員僅180人,也就是說平均每位關懷訪視員,就要負責198名重症患者。資源不足情況下,支持性團體扮演很重要角色。

劇團導演蔡朋霖說:「在醫院裡面接受一個妥善的治療,也是一種幫助精神康復者的方式,但是如果只有這種方法,那我們社會對應這個困擾的能力,就會變得很弱。既然他們有可能仍然需要從醫院裡面離開,真正在社區裡面找一些對策,找到他們可以在社區裡面,安身立命的方法,也是社會必須要面臨的課題。」多數精神康復者,痊癒後都能重返社會,但他們的求職之路並不好走。嬌嬌(化名)說:「最主要是吃藥有副作用,動作會稍微慢一點,反應會比較鈍。」

戲劇演出的過程,精神康復者和劇場人,互相理解進而包容陪伴,而這樣的模式,能否體現在更友善的社會體系。劇團成員劉芳宇說:「去模糊邊界的存在,誰是誰不是,誰有過什麼,其實不重要,我們都是人,然後存在在這個社會上。」

拉近我們與善的距離,面對精神康復者,社會或許得先一一撕下標籤,理解他們的生命經驗,放下恐懼與成見,才能讓疾病解方走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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