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學抗爭1】克服對極權的恐懼 他為抗議超收仲介費而上街

鄒保祥特約記者|簡永達
鏡週刊Mirror Media
越南籍移工阮越高(阿高),是越南工會的核心幹部,他在台灣替20萬名同鄉爭取權益。
越南籍移工阮越高(阿高),是越南工會的核心幹部,他在台灣替20萬名同鄉爭取權益。

去年12月,一場熱鬧如嘉年華般的移工大遊行中,有支不甚顯眼的隊伍,他們是越南移工工會。

全台約有20萬名越南移工,他們多是廠工,是職災頻仍的台灣最直接的受害者。越南移工阮越高和同伴自組工會,打算為同鄉爭取權益,如果順利登記,他們會是全台第一個外籍廠工的工會。

然而,現實沒有願景那般漂亮。移工工會面臨人員流動、仲介施壓,甚至,越南移工還須克服源於極權的恐懼。即便自組工會之路磕磕絆絆,但他們也在一場場遊行中,長出信心。

他們不只在台灣做工,也在街頭上了一堂「在台移工的公民課」。

12月8日,清晨,7點5分。

週日晨間的桃園觀音工業區,是白牌車的一級戰區。駕駛銀色豐田廂型車的司機,3支手機的鈴聲沒消停過,他一手扶著方向盤,一手幫著車隊的司機跟等車的移工配對。坐在副駕的越南移工阮越高同樣忙碌,他用越語精準地下達指令,吩咐同鄉幾點幾分在工廠門口等著。

週日不開趴 接人去抗議

要不是他們的言談露了餡,這幕僅是一般移工的週末日常。司機問:「你們要去台北玩啊?哪時候回來?」有意順道攬下回程的生意。「我們去台北抗議。」阮越高見司機沒反應,繼續用不流利的中文忿忿地說:「仲介每個月收我們服務費很多錢(約新台幣1500元至1800元),根本什麼都沒做啊。」

2019年12月8日下午,上千名外籍移工上街,呼籲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要求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
2019年12月8日下午,上千名外籍移工上街,呼籲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要求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

32歲的阮越高,來台工作6年,個子不高,下巴略微寬厚。朋友稱他「阿高」,他是越南移工工會的核心幹部,替台灣約20萬名越南移工爭取權益,如果順利登記,這會是台灣第一個全由外籍廠工成立的工會。車上,包含阿高在內五名越南移工,都是工會成員, 他們準備搭車北上,參加二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後車廂擺著他們特意製作的抗議紙板、布條、旗幟與背心。

早上,7點40分。

阿高與朋友候在中壢車站,他們手持紙板,上頭寫著:接人去抗議,取消仲介制度。 週日的車站,路過的移工不少,卻沒人真正停下腳步。30分鐘過去,我看著阿高不斷上前向其他越南移工解釋這場遊行的訴求,然後一再地碰軟釘子,最終,沒人同行。

「他們都怕啊!」阿高尷尬地向我解釋,為何越南移工被浮濫超收仲介費的情況最為嚴重,卻沒有人敢上街抗議?

外籍移工每月繳交1,500到1,800元的仲介服務費,3年合約期間共約6萬元,移工若在台續聘、轉換,可能再被收取一筆買工費。
外籍移工每月繳交1,500到1,800元的仲介服務費,3年合約期間共約6萬元,移工若在台續聘、轉換,可能再被收取一筆買工費。

越南政府規定,勞工出國工作的仲介費不得超過4000美元,然而據台灣移工聯盟(MENT)經過一年訪查,每名越南移工繳交6000至8000美元不等的仲介費,比起印尼與菲律賓勞工平均多繳了5000美元(約新台幣15萬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成員吳靜如投入移工服務16年,她觀察「大部分的移工週末都喜歡去參加party,消解一下上班的苦悶,願意上街頭的移工本來就少,大家都怕仲介報復,只是越南人更困難,他們還多了(越南)政府的壓力。」

或許是種恐懼的延伸,若在越南上街抗議,示威者動輒被共產黨政府冠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處以徒刑。接受報導訪問的越南移工,都流露不同程度的擔心, 有人要求刪除訊息記錄,有人只願意透過WhatsApp聯絡。

很難確信越南政府對移工的監視有多嚴重。至少,阿高與多數的越南移工都相信,遊行現場肯定有越南政府的人馬,混在隊伍中,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極權政府的統治雷同,常以賺錢的欲望,向人民交換對國家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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