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終局之戰—《為什麼要佔領街頭?》書摘之一

何明修

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落幕之後,有一段時間,香港民主運動雖然氣氛低迷,但沒有潰散。各種本土、獨立、自決、革新保港的論述紛紛浮現,香港人開始以更廣闊的思想座標思索自身的政治前途。從香港大學副校長人事案、旺角的魚蛋革命,到在各個社區與專業興起的傘後組織,抗爭的能量並沒有消散,反而從街頭移轉到更多元的戰線。二○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具體呈現了這些新生的政治力量,許多自決派與本土派候選人順利當選。

然而,同樣是在那一場歷史性選舉之後,北京與特區政府的打壓變本加厲,雨傘運動的主事者也面臨了司法體系的秋後算帳;魚蛋革命是一場沒有導致死亡的警民衝突,但卻有主事者被以暴動罪判了七年的刑期,特區政府更剝奪了特定組織與領袖的參選資格,有些年輕香港人等於被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毫無意外地,主張港獨的政治組織也被查禁、勒令解散。

香港反對運動看似欲振乏力,建制派在立法會順勢通過頗具爭議的一地兩檢,容許內地公務員在香港境內執法;二○一八年兩場區域性立法會議員補選,泛民陣營也首度在一對一的格局下落敗。由此看來,逃犯條例所引發的反對運動,其規模的確超乎意料。甚至早在六月九日大遊行之前,就有七十幾間中學參與聯署、上千名律師發起黑衣沉默遊行;在百萬人上街頭當天,全球更有十二個國家、二十九個城市的聲援活動。

為什麼香港人如此憤怒?主要原因當然是中國政府逐步瓦解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使得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不再具有信心。逃犯條例侵蝕了兩套法律體系的分隔,一邊是承續英國法治精神而獨立審判的普通法體系,另一邊則是充滿人治、服從黨意的政法體系。即便是高喊「熱愛祖國」的香港建制派政人物與商界菁英,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在中國的人民法院獲得公平的審判。

事實上,對於北京的不信任,抗拒「兩制」朝向「一制」的傾斜,過去十年來在香港激發了各種抗議風潮。從二○○八年起,就有以反拆遷與保存本土農村為名的反對廣州香港高速鐵路興建的運動,二○一一年的反對「蝗蟲」運動則表達了香港人對大量自由行觀光客與水貨客的不滿。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是這一波抗爭的高潮,在這場舉世關注的抗爭事件中,市中心出現了三個佔領區,行動持續長達七十九天。

雨傘運動並沒有成功爭取到真正民主的特首選舉,許多參與者身心俱疲,承受了嚴重的「運動傷害」。(湯森路透)

雨傘運動並沒有成功爭取到真正民主的特首選舉,許多參與者身心俱疲,承受了嚴重的「運動傷害」。傘後香港出現了年輕的政治犯與政治難民,說明了反對運動面臨了更為嚴苛的處境。很顯然地,香港人已經被逼到牆角,反送中被參與者視為「我城終局之戰」(endgame),反映了這樣普遍感受到的急迫感。雨傘運動要爭取的是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就算沒有爭取到,香港局勢沒有倒退惡化,至少只是被承諾的民主化再度跳票。相對於此,儘管特區政府局部妥協,承諾不會移送政治犯,但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緊縮控制,誰能保證在六四晚會高喊平反天安門的香港人不會被送中?換言之,逃犯條例瓦解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在打擊犯罪的名義下,香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喪失了政治自由。

抗爭者的進化

近十年來,受到國際關注的大型抗爭都是以佔領方式進行,示威者長期集結盤據某一處公共空間,要求政府對話或正視其不滿。但佔領運動的致命弱點就是無法持久,一旦政府採取以拖待變的因應方式,抗爭者被迫防守既有的佔領區,就得忙於應付黑道與親政府人士的騷擾;一開始同情的民意也有可能轉而要求抗議者見好就收,運動陣營容易陷入內部爭執,在升級抗爭與保全實力之間難以取捨。同樣是佔領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利用執政者內部的矛盾,主動撤出立法院,還有能力宣稱「光榮出關」;但香港的雨傘運動則是身心俱疲、氣力耗盡,三個佔領區遭到警察逐一清理驅離。

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記取了四年多前雨傘運動的教訓,採取了更為新穎與有創意的策略,迫使特區政府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反送中運動不長期佔領公共空間,而採行「柔若如水」(be water)的哲學,一旦警方動用武力,立即撤離。抗爭地點也不再於侷限於九龍與港島的核心地區,而是分散到元朗、上水、沙田、大埔等新界城鎮。每週末出現的帶狀抗爭,讓警方被迫採取守勢,抗爭者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雨傘運動奉行公民不服從的理念,參與者需要自行承擔即將面臨的法律責任,當時主張「不流血、不受傷、不被捕」的勇武派被視為破壞大局的冒進分子;但在反送中運動,這樣的主動進擊路線儼然成為主流。如果沒有六月十二日金鐘的勇武抗爭,逃犯條例的審查不會暫緩;如果沒有七月一日衝入立法會與《金鐘宣言》之宣讀,立法會與特首雙普選的訴求也不會重新浮現。雨傘運動期間,架設在夏慤道上的大台成為指揮中心,但其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弱軟領導風格成為眾人批評的問題。因此,反送中運動不再有特定的領導核心,抗爭的進行完全由於網路平台決定,呈現一種多元而去中心的決策模式。在「不分化、不篤灰(出賣激進分子)、不割席」的訴求下,即使溫和的反對派人士也無法指責在前線搏命的「衝衝仔」,因為逃犯條例的暫緩正是他們爭取到的成果。

反送中運動帶來諸多「臨機應變」上的策略創新,其中特別標示某些群體身分的抗議活動成為常見的現象。除了香港社會運動常見的律師與大學生,反送中運動中有包括基督徒、媽媽、年長者、醫護人員、記者、公務員、社工人員、航空公司員工、會計師、金融人員、寵物主、足球迷、中學生等,都發起其特定的行動。社區意識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資源,尤其在七月之後,各種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已不侷限於港島區,而擴散到九龍與新界其他地區,深水埗、黃大仙、荃灣、元朗、屯門、沙田、天水圍、將軍澳等地都成為抗爭的熱區,有些遊行安排也因此特意結合社區議題,例如光復屯門公園遊行(七月六日)反對有礙觀瞻的大媽舞、光復上水遊行(七月十三日)強調當地水貨客問題、光復紅磡土瓜灣遊行(八月十七日)特意突顯團客巴士帶來的困擾。此外,各地自發浮現的社區連儂牆、商場中庭合唱、中學生人鏈,也儼然成為在地的反抗象徵。

與雨傘運動相比,反送中運動也因為其去中心化的特徵,開拓了更多支持者可以參與的戰線。(湯森路透)

與雨傘運動相比,反送中運動也因為其去中心化的特徵,開拓了更多支持者可以參與的戰線。警察任意盤查、逮捕年輕人,因此使得許多社區居民(街坊)自發阻止警方行動,私人屋苑與商場經營者也不歡迎警察的進駐。學生被捕或被暴力攻擊讓各大學的行政主管成為學生抗議的對象,中學生也因受到畢業校友的支持與鼓勵而展開抗議行動。

同時,因為沒有大台的指揮,抗議行動呈現出更多的自發性與創意,參與者更能夠發揮臨機應變。在中國鬼節,示威者發起了「全港超幽布施祈褔除惡盂蘭燒衣晚會」(八月九日);在西洋鬼節,由於政府已經頒布了《禁蒙面法》,示威者則在蘭桂坊發起「哈囉喂(Halloween)狗官面具夜」(十月三十一日)。警方將觀星筆視為攻擊性武器,甚至逮捕持有的大學生,示威者就發起一場在尖沙咀太空館的「觀星團」活動(八月七日)。由於一位女性急救員被警察擊毀右眼,「#Eye for HK」成為全世界流傳的網路圖像。

抗爭者的進化最明顯的一點反映在「滅火隊」的出現,這個名稱是特指負責澆熄催淚彈的前線參與者;雨傘運動的登場是因為香港市民不滿警察動用催淚彈,試圖驅離和平的群眾,反送中運動則針對此發展出更有創意的對應方式。五年前,催淚彈象徵了引發眾怒的暴政;五年後,催淚彈成為香港人的日常,警察在街頭、天橋上、地鐵站內、學校裡,毫不設限地動用這種化學武器,到十一月底為止已經使用了上萬發的催淚彈,原本是使用西方國家進口的催淚彈,打到連過期品都拿來使用,後來更使用成分不明的中國催淚彈。整座城市都陷人了毒氣威脅,有些市民甚至已經出現了相關的皮膚病變。

【關於本書】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這三場台港近年來規模及後續效應超乎預期的社會運動,究竟為什麼出現?對兩地的公民社會造成怎樣的改變?又是如何將東亞匯入全球21世紀抗爭風潮當中?

佔領,是台灣與香港2014年的關鍵字;在這一年之後,也成了兩地公民社會的抗爭意象。在這一年的年初、年末,兩座命運相似卻又不同的島嶼,不約而同地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改變。

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台灣出現一場長達24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爭議的焦點是將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雙邊投資與移民的服貿協議。由於一位花店老闆的捐贈,媒體使用「太陽花學運」來稱呼這場受到全國與國際關注的抗爭行動。

該年稍晚,香港也出現了一場密切相關的抗議。9月26日,香港學生黃之鋒帶著群眾衝入立法會大樓與行政長官辦公大樓之間的空地,隨即有上百名參與者跟著加入這場「重奪公民廣場」行動。9月28日下午,警察開始投擲催淚彈,但卻引發更多香港市民站出來聲援,最後形成了金鐘、銅鑼灣與旺角的佔領地,正式宣告雨傘運動的登場。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當時是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後,規模最大的抗爭行動。

台灣與香港在這兩場運動之後都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更多的社會運動登場,並且蔓延至新的議題;許多年輕人決定參與政治,他們成立新的政黨,並且投身於選舉。2016年5月,台灣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總統大位與立法院多數,首度完全執政。在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儘管有不少運動參與者被判刑入獄,但追求獨立的呼聲也首度公然躍上檯面。

2019年6月9日,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正,「反送中」運動登場,之後幾乎每週都有大型集會行動,截至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為止,這場反送中運動已經轟轟烈烈持續了168天,規模遠超過五年前為期79天的雨傘運動。儘管香港政府已經在9月4日正式宣告撤回逃犯條例,但香港人民的抗爭仍未止息。後續發展?尚未可知。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都屬於一種罕見的社會運動類型,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有深遠影響的後果。社會學家認為,某些特殊的抗爭事件,在行動當下或許成敗未知,但若由後見之明觀之,這些事件將會徹底扭轉既有的政治格局,開啟前所未有的行動可能性。他們將其稱為「翻轉歷史的抗爭」。

發生於台灣與香港的這三場運動,更有其社會脈絡下的特殊之處。華人文化向來服從政治權威,為何會上演這般高度衝擊性群眾抗爭?這幾場抗爭的成功機率幾乎為零,兩地參與者為何會參與一場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行動?公民團體與政治人物都在這幾場抗爭中被邊緣化,太陽花與雨傘的運動領導者甚至是學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不尋常的運動領導者?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究竟是如何產生,並且長期維繫?

本書田野及理論並行,一方面透過一百多次的訪談,試圖描繪運動參與者的所言所行,賦予這幾場近年來對台港兩地造成巨大影響的抗爭運動,更立體的樣貌。另一方面則試圖就社會運動研究者的角度,解釋台灣與香港幾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起源、過程與後果。

本書英文版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榮獲中研院第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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