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建「防疫醫師」制卻爆離職潮?蘇益仁:2困境和「這件事」必定扭曲防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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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大流行,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一手建立起防疫醫師制度。(攝影/陳稚華)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截至目前全球共2,770多萬名確診者,台灣僅不到500例,也在首波防疫挺住,且被許多國家盛讚,甚至向台灣取經,希望能複製台灣防疫模式,守住國家安危。

當中,「防疫醫師」的角色在這次疫情調查中功不可沒,且防疫醫師除了取得專科醫師,還要有臨床的基礎,更要接受長時間的公共衛生訓練。然而,防疫醫師這個角色並非一開始就有,背後一手建立起這個制度的,正是2003年SARS大流行時的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

今年3月,指揮中心證實有2位防疫醫師離職,但不久前又爆出防疫醫師離職潮。談到當初為何會建立起防疫醫師制度?現在運作狀況又是如何?國家衛生研究院榮譽研究員蘇益仁,在接受《信傳媒》訪問時娓娓道來......

SARS時疾管局800多位員工僅7位醫師

蘇益仁表示,當初設立防疫醫師制度是因考量在SARS時期,疾管局(現為疾管署)有849個員工,「包含牙醫師只有7個是醫師身份,其他員工都是執行一般業務。」蘇益仁提到,「當時因為防疫人員都沒有醫師背景,所以去到醫院,尤其是醫學中心,可能就會比那些主治醫師或教授矮一截。」

「那時候我們一個員工告訴疾管局,說他爸爸從浙江回來有一些狀況、媽媽也有問題,正在跟台大醫院溝通的時候,他媽媽又被送到急診室,那兩人同時得到,是SARS的機率就很高,後來證實是SARS。」雖然員工機敏察覺狀況不對勁,但蘇益仁發現防疫人員講話聲量並沒有太被重視。

蘇益仁進一步指出,當時也因為這件事發現,疾管局有各個分局,包括北中南東部,「但分局的主任、分局長也都不是醫師,所以他們要去跟醫院溝通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問題,我那時候就覺得防疫醫師如果沒有醫師身份,很難去跟醫療體系溝通,只有靠政府的權威也不夠。」他還提到,當時美國有30多人來台支援SARS防疫,「他們大部分幾乎都是醫師背景。」

後來我去香港也問他們的防疫人員,很多都是醫師背景,當時就覺得台灣如果不設立防疫醫師制度,很多跟醫療體系的溝通、疫調、疾病診斷......疾管局都是靠防疫專家會議,從各個醫院或醫學院請專家來開會決定,本身內部沒有這樣專長的人員,那時候我就決定去設立防疫醫師的制度。那時候其實跟現在一樣,在疫情的時候你要提出一些建議,上面都滿可以接受的。

為爭取「防疫醫師」奔走行政、考試、立法院

有了這些觀察和需求,蘇益仁在當時行政院會議報告SARS時便提出來,「那天恰巧是林信義副院長主持行政院會,我跟他說防疫醫師很重要,但疾管局800多人只有7位是醫師或牙醫師,他就問說為何台灣醫師都不願意去疾管局?我跟他說有2大問題:薪水和定位。」

蘇益仁提到第一個問題「薪水」,「那7位防疫醫師的月薪大約是7萬塊,但醫院醫師月薪大約都是15-20多萬,所以第一個就要解決薪水問題。」後來蘇益仁提出需要有60位防疫醫師,30位在局本部、30位在各地區衛生局,「隔天林信義在會議時就說通過。」

通過後隔天,蘇益仁表示人事行政局副局長李若義告訴他,公務人員人事凍結,「他就說能不能不要94個那麼多人,問我能不能減半變成47個,我就說好。」至於薪水的部分應該設多少?「改變制度真的非常困難,尤其公務體系薪水很難,我知道檢察官跟法官薪水有特殊,我就說比照檢察官跟法官,這樣比較容易通過,林信義就說通過。」

蘇益仁提到,防疫人員配置其中一部分是防疫醫師、一部分是昆陽實驗室的科學家,「因為科學家如果不加強,診斷試劑、病毒的檢定...這部分研究都沒辦法到位。那也因為林信義來自企業界,他能夠接受這樣的觀念,最後李若義就說30個防疫醫師、17個科學家。」

蘇益仁也提到第二個問題「定位」,「防疫醫師進到疾管局,如果不能做主管,還是要聽一般組長、科長的指示。」不過蘇益仁認為有些專業的東西,仍需要專業背景處理。「後來我就去找考試院的吳容明,那時他是銓敘部部長,說要防疫醫師做主管太難了,因為進入高普考要變科長非常困難......他後來就跟我說這個要做也可以,但要經過考試院院會通過。」

經過一番努力,10多位考試委員2/3通過,「我跟每個考試委員溝通,他們都贊成,考試院這邊就通過了。」考試院通過還不行,蘇益仁說後來還要到立法院去立法,「因為疾管局有47個科長,後來立法院就提出決議說要有醫師可以做的,有12個科的科長或組長讓防疫醫師可以擔任。」

「防疫醫師開會都坐第二線...」

建立完防疫醫師制度後,蘇益仁在2004年5月辭了職位,「後來他們把防疫醫師送到美國CDC或是歐洲受訓,除了有感染科專任主治醫師的專業訓練,又有流行病學防疫訓練,現在已經過了10多年。」

那現在疾管署的防疫醫師還有多少位?

「我們原來有30個防疫醫師,後來疾管局就變成疾管署,聽說又增加5個,所以不只原來30個,但剩下幾個我不知道,因為過去半年聽說陸續有好幾個防疫醫師離開,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們對於工作的制度或其他有沒有不滿意的想法我不太清楚。」

「但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我後來參加幾次他們(指揮中心)的專家會議時,原來我認為他們都是感染科專科醫師,也到國外受過訓練,在疾管署的經驗也都10多年了,理論上應該可以獨當一面,但後來發現他們的運作,還是維持在過去沒有防疫醫師的方式。」蘇益仁表示。

蘇益仁指出,現在的專家會議出席的包括學者、醫師、外部人員,「疾管署現在聘很多學術專家,他們在開會時是主體,防疫醫師都坐在第二線,就變成好像是專家委員做的決定,防疫醫師只能表示意見或去執行,但很多時候彼此可能會有意見不一的看法。」蘇益仁指出,包括像彰化白牌計程車司機案件,「是不是被浙江台商感染,有不同的意見。這個情形發生在彰化,所以跟後來為何彰化要做萬人血清抗體,恐怕多少也有點關聯。」

蘇益仁:政治凌駕專業之上,一定會扭曲防疫體系

蘇益仁也提到,若是遇到政治凌駕專業的狀況,「防疫醫師比較是專業角度在做事情,但一個專業的體系放進公務、官僚體系的時候,很多東西是無法依照專業的知識去判定做決定的。經過彰化事件跟台大公衛事件,就知道政治跟專業有時候是非常難處理的問題。」

蘇益仁還指出防疫醫師遇到的挑戰,「在防疫的過程裡面,他們常要去疫調,非常忙,聽說他們都在做文字作業、寫很多報告,但是他們在醫療體系這麼資深,做的專業就是疾病的診斷跟病人的診斷治療,頂多加上防疫的事情,工作性質跟他們的定位其實是有一點問題。所以很多人會離開是因為這樣,有心人就留下來,但有些人覺得自己的專業沒有被重視。」

他舉美國為例,「我們很多人都是從美國疾管局訓練回來的,那個地方非常有經驗且厲害,但遇到一個政府體系例如川普,不一定尊重CDC(疾管署)意見,所以CDC過去的預算就被刪了。很多問題把專業跟政治放在一起,政治如果凌駕專業之上一定會扭曲防疫體系。」

蘇益仁進一步指出,食藥署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台灣食藥署裡面都是行政人員,所以在審查很多產業界的案子,其實都靠外面委員在決定,那很多外面的委員都是大學教授,對產業也不一定知道,所以後來才會有CDE(醫藥品查驗中心)的成立,但CDE成立是財團法人,還是要聽食藥署的指揮。」

「所以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用高普考取得資格的官員,裡面沒有像是醫師或科技業博士學位的專業人才。」蘇益仁指出,許多政府相關單位應比照疾管署防疫醫師制度,靠防疫醫師補足專業問題,他也希望防疫醫師的專業可以更被認同及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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