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什麼是菁英?菁英的責任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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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路上正在熱烈討論一個議題:「何謂菁英?菁英該承擔什麼責任嗎?」對於菁英一詞的定義,相當複雜,很多人會歸結為各階層或學歷上最頂尖者方屬菁英,這當中也包含了金錢、文憑主義的心理作用在。但我認為所謂的菁英,不須有太多複雜的劃分或界定,俗語說行行出狀元,只要能在自己崗位闖出一片天,都應當是菁英,這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當具備的共識。但我更想深入挖掘的一件事是,那世俗所謂的菁英,該扛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嗎?

一般人對於菁英的記憶,除了必須是在各行各業的翹楚者外,甚至必須有特殊卓越的貢獻。例如棒球,大家會對王建民在大聯盟的表現印象深刻。電影上,沒有人會忘記奧斯卡獎得主李安。但上述這些菁英,從未單純因為成就卓越,就自封菁英。菁英的可貴,不單是貢獻卓著,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相當程度上的相信,不單是天賦或先天資源,若從倖存者謬誤理論( Survivorship Bias )來看,自己也只是比較幸運而已。

若以先天資源來論,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年曾發表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刊登在《經濟論文叢刊》上。這篇文章一針見血的用統計數據說明,城鄉差距讓一個人光是出生的縣市,就大程度上的影響未來是否將會成為台大學生。

根據統計,1987-2000年,來自台北縣市的台大學生,占了約56%。以台灣大學的學生來說,在通過大學考試階段上都可稱作菁英,然而光是雙北的學生就屬大宗,我們可以由此反思,若是從小生長在這樣城市的學生是何其幸運?成為菁英的起跑點是否已經高人一等。

我們對菁英的要求不必然要非常嚴格,但我認為若能成為菁英,要有謙遜、知道自己其實比許多人幸運,進而體認自己的幸運應該要有所回饋,或至少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在許多大時代下的菁英,經常做出許多讓人動容的決定,而成為讓人歌頌的人物。其中謙遜與持續關懷社會是關鍵。例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學術表現讓人敬仰,其弟子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深受影響。在文革時期代陳寅恪受批鬥,當外人問其感受,答曰:「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榮!」又如在意外殞命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從小就是天才學生,赴美留學後,在美國學界已是閃耀新星,仍持續關心台灣民主,在警總威逼斥責之下,他仍堅持回答:「我一直希望台灣進步。」民主前輩陳定南受美麗島事件感召,棄商從政,放下商場得意之路,締造傳頌至今的宜蘭經驗,其政治風骨更是我們民進黨從政者的標竿。

或許我們不必然需要這麼偉大,也不是說在各行業或領域的菁英,都非得做出特殊貢獻才能回饋自己的天賦。但要能認知自己的幸運與成功,進而化作善的種子,帶給社會進步力量,這樣的力量不必然是具體行為,甚至只要保持謙遜,就可以形成一種善的循環,能夠體諒不同能力的人,理解關懷不同的事,對這社會都有正面影響。唯有如此,長久以來由各行業菁英領導的社會才能變得更好。

※作者為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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