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去年三倍券,政府沒告訴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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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長說:「五倍券就是限期使用的現金,而且是會長高長胖的現金。」我只想知道,這句話的意思,五倍券到底是不是現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說,現金就是五倍券?

如果不是,不管加多少形容詞、多少條件限制,五倍券就不是現金,我自認很有資格為這樣無恥又活在天上的政治語言發脾氣,因為對我來說,打這種唬人的比方,是在剝除現金與五倍券兩者為何如此不同的脈絡,以及轉嫁五倍券所隱藏的問題與成本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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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對於普發現金或是五倍券,對於眼下所欲解決的經濟議題,是「比較好」或「比較不好」,我真的沒有定見,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

我的出發點來自於2020年,我的父母就是沒日沒夜、週末加班,進出監獄幫忙監工、搬運、包裝三倍券的公務員。

生平看見自己的父親真的被操到不成人形就兩次,一次是去當選務主任,因為人力短缺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另外一次,就是被抓去包三倍券,而被抓去包三倍券尤甚,他的腰傷復發,痛了好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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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要把他身體的痛苦來否定三倍券對於刺激經濟的用心,然而我看見的是,政府把三倍券極力粉飾後,將三倍券可能產生的成本,用壓榨與剝削的方式,轉嫁到我的父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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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他們並沒有選擇,這次的五倍券也將會是如此。

政府把三倍券極力粉飾後,將三倍券可能產生的成本,用壓榨與剝削的方式,轉嫁到其他人身上。(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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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時,他們的機關首長想拍馬屁,還沒徵求機關同仁的意見,就擅自代替他們答應去做義工。

這些公務員不論職等、不論男女、不論老少,就開始被徵召,沒日沒夜的遊覽車一車一車送進監所,包裝跟搬運三倍券,一把年紀做到大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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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好多可以講的,遊覽車是從公司出發的,據悉也沒有人是自己通勤前往監所加班的,但從公司集合出發到監所的交通時間,都不算入工時,亂扣工時以後,所剩的時數,強制補休,連加班費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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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三倍券,就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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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困惑的是,在這個國家,決策考量的背後,是否真的可以只是「促進消費」這麼片面?如果把這些沒向大眾揭露的成本誠實地計算進去後,到底三倍券還有沒有這麼的「超值」?

政府並沒有資訊全然公開地讓大家知道這個決策的成本,不只是金錢上的成本,還有勞動權益的成本,而這也只是其中舉例的兩個,當然你可以說「我感受不到人權在這件事情上的成本」,但那是因為,有一群像我父母一樣的人,幫大家承擔了,而且他們難以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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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說:本來就不應該濫用公務員啊,這事情的問題點是為什麼公務員不能拒絕幫忙吧?

嗯,我會覺得這樣講就很像「法律有保障你們勞工的權益啊!為什麼不敢跟業主爭取?」是不是怪怪的?

更何況許多人並不知道,公務員與政府的權利義務關係,其實比一般勞雇關係可以主張的權益更限縮,這都是大家看不到,而被政府大加濫用剝削的角落,當然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事正好落在我的父母頭上,我可能不會有這麼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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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對中央政府,你說的權益應該都是可以要求的吧?」

要求?如何要求呢?公務員連罷工的權利都沒有,拿自己的考績來要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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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情很難被討論,在於中央並不是笨蛋,被動員的只有院部底下的一兩個單位,中央很清楚擴大動員會被檢討,找一兩個單位,操死就算了,確保他們會閉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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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表達的是,我的確親眼看到一些,政府剝削壓榨之下,人民根本看不到的成本,我並不是想拿他們的汗水證明發現金還是發振興券比較好,但我希望當中央企圖粉飾時,台灣人能看見如我父母的他們,也許因為大家看見了,政府能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與對待。

很多人,大概仍然以為三倍券全部就只是靠監獄勞動力完成的,然而不是,是有人,在沒日沒夜地為台灣人民承擔,那些年改時,被一竿子打翻說成米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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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方才,我的父母已經收到徵召分裝五倍券意願調查表了,又是一種似曾相識、複雜的心情。

那種感覺真的很像花木蘭的父親被抓去從軍一樣,調查表內半強迫意味明顯,而更讓我擔心的是這次疫情尚未明朗,真的就要群聚包起五倍券了嗎,諷刺地是同時電視傳來,是新聞檢討「公務員疫苗接種率高於平均」的新聞。(對了,我父母的疫苗,是我幫他們預約的,他們不是政府必須保護的一線公務員,也不是丁怡銘這樣的政治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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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不記當時看到大家開始分享自己拿到三倍券時,我內心的感受,看著我的父親痛地徹夜難眠,我沒聽見他對我埋怨,但我的心在淌血。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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