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國道收費員爭議成了變調的抗爭

詹文

2019年12月19日,國道收費員在選前進行最新一波的抗爭,瞄準的對象是目前執政者的蔡英文競選總部,此次國道收費員衝入競選總部,過程中造成推擠以及和志工發生衝突,亦被志工指控破壞財物,更導致後續網路上雙方支持者的言論交鋒。

這次抗議起因,是當日早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出爐,宣判自救會敗訴,自救會成員不滿之下,決定轉往蔡英文競總抗議。事實上,判決敗訴的是行政法院,而不是蔡英文競總,若自救會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也不致判決敗訴,自救會甚至把法院判決敗訴歸咎於蔡政府執政,暗示他們有能力操控司法,這除非是基本公民常識都沒有,否則就是極度惡意的指涉。

國道收費員要的到底是什麼

時間拉回2016年1月4日,當時蔡英文身為總統候選人承諾專案處理自救會一案,並於同年8月16日在時任政務委員林萬億與勞動部長郭芳煜的處理下,與收費員達成協議,爭議可望落幕。當時有輿論認為蔡英文在此事上「處理過頭」了,原因是賠償費用裡面居然包含抗議的便當費、交通費等合計600萬元,令人匪夷所思。而這600萬元最後去了哪裡?是否確實平分給自救會成員?還是落入背後工會的口袋?因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工會經費要透明化,這筆錢的流向不得而知。

不談政府額外給付的600萬元,國道收費員為政府約聘僱人員,遭到資遣在法律上並無資遣費,國民黨執政時期拒絕國道收費員的訴求,也是因擔憂其他政府機關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將要求比照辦理。故蔡政府「專案補償」的形式,實際上是給予收費員額外待遇,讓這群國道收費員可以拿到一筆賠償金。

儘管政府已優先安排各縣市政府內有的聘僱人員職缺給國道收費員,且有部分收費員接受現實安置了,但由於這些職缺薪水常不達三萬,對許多人來說不具吸引力。在動員勞工抗爭的現實層面上,提出能要到一筆賠償金、比起幫他們轉置來得更具吸引力。

不負責任的運動策略導致結束不了的抗爭

所以是誰選擇了這樣的運動策略?法律明文不會有賠償金、但可以幫忙轉置薪水較低於收費員待遇的工作,而介入國道收費員爭議的「桃產總工會」選擇給國道收費員不實的希望,說要幫他們要到一筆賠償金。賠償金在蔡政府時期要到了,那麼又為何最後告上法院?

自救會的說法是「政府不履行協議」,問題是即使敗訴,勞動部依然會撥付補貼款,所以問題不是政府不給錢,而是「給多少錢」、「給誰錢」。自救會要求協議應禁搭便車(即僅抗爭到最後之自救會成員可得到賠償)和用人頭作帳,要求政府補償那些根本不是國道收費員的人。事實上,禁搭便車條款只有工會和資方團體簽訂的時候適用,政府的補償根本不適用「禁搭便車條款」這個非常特殊的條款,只有法律明訂時才可以使用,否則有違公平原則。

當時有些收費員,為了家庭生活開支因素,早早就離開抗爭選擇下一份工作,結果自救會居然以他們沒有全程參加抗爭為由,拒絕讓他們領補償金,這根本是不公平抗爭利益,也讓政府陷入差別待遇的批判,而真正的弱勢者權益就這樣在自救會的逼迫中差點被犧牲了。

同為受到資遣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成員,要求因生計被迫離開抗爭之成員不得領取補償金,如此「弱弱相殘」的局面著實令人感到震驚。要求禁搭便車和用人頭作帳的,不會是那些在國道上六步一跪的基層自救會成員籌謀的,而是基層會員深信會「協助」他們的桃產總工會。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自救會成員所接收到的都是經由桃產總幹部轉譯的資訊,他們只要把政府方妖魔化、說政府「不履行協議」、說要「爭一口氣」,就可以帶著收費員們繼續上街抗議,製造鎂光燈。

桃產總在工運圈惡名昭彰不是一兩天的事,在運動策略上選擇發動抗爭以壯大工會自身,而非看重勞工的權益。今年六月,桃產總才發動長榮空服員罷工,罷工成果比資方在罷工前願意給的還差,然而桃產總的秘書們薪水不會因而少一毛錢,反而罷工後在國際上一舉成名,邀約分享長榮罷工經驗的團體絡繹不絕;又如桃產總過去煽動旗下工會成員為了抗爭訴求而違法集體休假,致使這些勞工最後被記過處分、嚴重者甚至被予以解僱,都在在凸顯該工會真正在意的不是勞權。

即將邁入六年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抗爭恐怕還不會落幕,為了尋求桃產總工會幹部口中的公道正義,自救會成員們錯過一次次退場機會,抗爭被無限延長,如今盡頭在哪尚不知道,自救會成員的人生被拖垮了,倒是桃產總工會幹部們拿到抗爭經驗、曝光機會與金錢,甚至成為本次選舉的立委候選人。

當這群收費員背後的主使者是為了選舉而進行動員,這件事就會因為牽扯到政治利益更難以圓滿解決。而挑起這場動員的桃產總,卻能從國道收費員的悲情中攫取政治資本與支持,作為劇中主角的收費員則淪為雙方支持者叫囂下的受害者,這又是眾人所樂見的嗎?

※作者為私人機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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