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用減害思維為四個公投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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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萊豬、珍愛藻礁、重啟核四、公投綁大選等四項公投案將在十二月十八日投票。原是凝聚社會共識的公共議題投票,卻屢被政黨轉換概念成政治投票,甚至是內閣信任投票,加劇台灣選後撕裂與對立。我們不禁想問,屢被政治綁架的公投,真能讓台灣邁向成熟的民主政治嗎?公投綁大選後,台灣還能有理性的議題討論空間嗎?

政治人物往往喜歡把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操作為簡單的是非題。透過省略中間的專業科學討論,直接擷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角度,讓一個原本需要眾多配套措施、需要有國際全局思考的台灣公共議題決策,被迫成為是與非、有與無、要或不要的二元對立批判。

因此,以往在面向公共政策制定時,我們便不斷倡議討論過程中,應納入「減害思維」的思考模式。什麼是減害思維?簡單來說,減害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它打破對事情二元對立的批判,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的立足點;減害思維是在擬定公共政策時,正視我們無法什麼好處都要,而必須在「取捨」中,做出相對有利的決策模式。

例如國際公衛專家近年在防制菸害的政策制定中,便導入了「減害思維」作為輔助政策。他們從以往「要不要」吸紙菸的二元對立思維抽離出來,透過新科技協助降低傳統燃燒紙菸的危害,為那些總是戒不了菸的癮君子提供危害相對較少的第三選擇。

此次公投議題之一萊豬,也是「減害思維」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毒理學有一句名言:「所有化學物質都有毒,但劑量決定這樣東西是毒或是藥」。例如我們多數胃藥都含有抑制胃酸的鋁鹽,但因為人體對鋁的吸收差(<1%),且可以在腎臟被代謝,因此,科學家關注更多的,是藥品內鋁鹽的含量有多少?是否在安全邊際範圍之內?同樣的,比起豬隻身上是否驗出萊劑,一個科學家更在意的是「劑量」的多寡,是否在人體健康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這樣的科學主張也許比起零劑量更不讓人興奮,但卻是我們在面向議題討論時,經常缺乏的理性科學立場。

公共決策中,經常要面臨「取捨」的難題。當民眾都同意台灣作為島國,需積極走向國際市場,那麼台灣在享受這些好處同時,自然很難迴避國際經貿組織訂立的標準和規範。因此,台灣今日面臨到的萊豬難題,就如同2002年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後,米酒價格被迫狂漲九倍一樣,民眾必須做出選擇:這個反作用力台灣是否願意承受,能不能有其他配套保障台灣民眾的食品安全,降低這個衝擊?抑或是台灣決定要自甘於國際之外,讓原本已相當狹窄的國際生存空間,更加萎縮?

相同的,當國際對淨零碳排的要求越來越高、國際間碳關稅的壁壘逐漸成形,未來國際碳關稅真的開徵,台灣若不降低碳排放,無法將燃煤電廠轉型為清潔能源,則本地製造的產品被其他國家課予重稅,屆時製造成本大幅上升,許多工廠勢必要出走台灣。在此情況下,藻礁背後須顧及的,便不單是環境議題,還有國際氣候變遷壓力,以及台灣能源轉型的挑戰。這些也是台灣人民必須在公投中,做出「取捨」的決定。

科學思維從來不是台灣討論公共議題的主流思維,很多時候我們更喜歡當被簇擁的「大局哥」,但這個大局觀不是對我們有益的全局思維,而是西瓜靠大邊站的安身立命之道。這種表態是最容易的,只要我們不去直面真實世界、放棄對科學證據與事實的追求,哪裡支持的人多往哪裡站就行。但表態後的結果誰來承受呢?當大局崩潰時,沒有一個維護者是無辜的,也沒有一個維護者認為是自己的責任,而這樣的表態究竟對台灣是好,還是壞?

如果可以,我們希望台灣食品添加劑全數零檢出,如果可以,我們希望台灣能夠有能力改變和制定新的國際經貿規則,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們更看重智識上的誠實,以及台灣需要的理性思考,這也是這次四大公投中,我們期望台灣能夠展現出的態度和力量。

※作者為政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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