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正在扭轉助長「中國模式」的兩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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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的危害

今天,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大都已認識到,只有中國能夠以一種深刻的方式威脅到西方的利益——通過鞏固其經濟實力、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危及西方的民主和繁榮。為此,拜登政府迅速從阿富汗抽身,加強「四方安全對話」,組建美英澳同盟。把對抗中國當作重中之重,拜登政府清醒而堅定。

就在習近平洋洋得意吹噓「東升西降」之時,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誰幫助了專制中國的崛起?毫無疑問,正是今天積極「結盟抗中」的美國,在近幾十年裡以各種方式助長了中國的發展繁榮。目前人們已經認識到,美國過去友善的對華政策和「911」之後的反恐戰爭,都給中國提供了趁機崛起的條件。

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曾在接受採訪時感歎:「中國帶來的挑戰既與中國的崛起有關,也離不開我們自己造成的弱點。」他指的是前總統川普在國際上的一系列「退群」行為,還有1月6日的國會騷亂事件。

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更深層的因素:正是美國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出了問題,令專制中國大受其益。例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削弱了公共權力,川普的民粹主義撕裂了美國社會和歐洲盟友,……。這些都一一強化了「中國模式」。現在,是我們理智地回顧歷史和認識今天的時候了。

美國如何幫助中國崛起

一般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其實更早。早在1971年,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尼克森決定,支持毛澤東中國取代臺灣的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從那時起,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與西方對抗。

毛澤東之後,美國在八十年代與中國維持了相對良好的雙邊關係,這大大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當時美國人相信,中國人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接受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同時,中國的巨大市場也非常吸引美國企業。

1989年,即使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六四」,美國共和黨總統老布希仍然不肯放棄中國大市場。當時美國國會要求政府立刻切斷與中國的經貿互動,老布希仍堅持與中國經濟交流。他多次為中國開後門出售噴射機,放鬆對中國的軍事制裁,使「六四屠夫」李鵬任總理的中國政府得以谷底翻身。

這之後,就輪到美國民主黨的總統犯錯了。1994年,柯林頓在工商界的支持下,不顧人權人士的反對,宣佈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貿易與人權脫鉤。2000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法案,給予中國永久對華貿易正常關係地位。

一旦貿易與人權脫鉤,美國就失去了向中國施壓改善人權的利器,從此,進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經濟快速起飛,而美國人所希望的中國民主卻成了泡影。到今天,曾受美國資助支持的中國成了威脅美國的強大對手。

2001年「九一一」襲擊事件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更給中國崛起提供了機會。自阿富汗戰爭開始,美國為兩場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008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也沉重打擊了西方經濟體。就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對衰落時,迅速壯大的中國試圖挑戰西方的意識形態優越性,侵蝕西方的價值優勢。

2001年「九一一」襲擊事件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給中國崛起提供了機會。(湯森路透)

新自由主義削弱美國的公共權力

上述內容都是人們已經認識到的事實:美國以往的政策支持了中共,美國反恐戰爭令中共受益,金融危機削弱了西方。但思想家往往能看到更多的真相,並能從深層的思想方面找原因。

在中共慶祝其成立100周年之際,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世界報》撰文,說西方國家過時的超資本主義模式,很難應對中國的挑戰。皮凱蒂說:「新自由主義通過將權力交給最富有的人並削弱公共權力,在全球南北一樣,實際上只是加強了中國模式,正如川普和莫迪的可悲的新民族主義一樣。現在是繼續前進的時候了。」

所謂「主義」,指的是思想、宗旨、學說體系或理論。為什麼美國的兩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會加強中國模式?對此,皮凱蒂先生的論述不多,我在此文裡按照自己的理解,盡可能簡要地分析一下。

新自由主義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種西方主流經濟社會思潮,曾主導美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多年。它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財政緊縮、私有化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限制工會力量,要求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過去,新自由主義曾幫助美國實現了經濟繁榮,但後來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關於美國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模式的影響,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去看。

第一,新自由主義為了利益與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勾搭。

新自由主義的新穎之處,在於它跨越了整個世界,支持經濟發展全球化。冷戰結束後,不少美國公司專注海外擴張,特別是去中國等亞洲國家設廠投資。

在國際政治上,新自由主義表現出其反動性與破壞性。例如,一些重利貪婪的外資企業垂涎中國的龐大市場和廉價勞力,為了拿到市場與製造基地,不惜與專制政權勾結,以技術和資金資助強權,為了利益養虎為患。這是資本主義黑暗的一面。

第二,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造成貧富懸殊等嚴重社會問題

可以說,當今美國大多數的社會問題,都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造成的。由於新自由主義主張全球化,美國的跨國公司去中國等地投資,從較低的生產成本中獲益,從而成為贏家,而本國藍領工人卻因此失去工作,成為輸家。

在美國,大企業和富人因為自由貿易、公司減稅、放鬆管制、金融化等變得更為富裕,而勞工運動被壓制,藍領工人和農村工人的生活水準降低,就連國民教育和醫療這些基礎社會服務也缺乏,從而釀成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

第三,新自由主義主張減稅和減少國家干預,削弱了西方的國家能力。

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說,「令人吃驚的是,在2020年代初,西方國家政府都發現自己的資產狀況幾乎為零或為負值。」這就道出在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減稅政策下,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變窮了。大幅減稅卻並沒有削減對應額度的支出,這就加劇了財政不平衡的問題。

而「中國模式」卻恰恰相反,舉國體制能令政府扶植特定企業,運用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皮凱蒂說,「在經濟和金融方面,中國官方擁有大量資產,遠遠超過其債務,這使它有能力在國內和國際上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能源轉型方面的投資。」

就這樣,新自由主義提倡的「小政府」大大削弱西方的國家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標誌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令美國經濟一度陷入低谷。

一度被誤以為是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者。(湯森路透)

川普用民粹重塑了新自由主義

2016年川普勝選,除了因其反移民立場贏得白人基本盤的原因之外,還有他所持的激烈反對全球自由貿易的立場,一度被誤以為是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者。其時,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美國底層人民是多麼興奮啊,川普揚言實行商業保護主義,奪回數百萬工作機會,還將重振美國製造業。

然而,美國底層人民把希望寄託在房地產開發商的兒子身上,以為川普主義能夠糾正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經濟弊病、解決就業與財富不平等問題,他們大錯特錯了。

從對外政策看,川普反全球化口號聲音高亢。他把美國描繪成全球化的受害者,既和中國也和歐盟打起了貿易戰,這似乎是在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一——自由貿易。然而,新自由主義並不簡單等於跨國自由貿易。雷根是美國最堅定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家,而他也曾大打貿易戰。

在國內政策上,川普堅守了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觀點:不干預市場。他採取私有化,放鬆管制、減稅、削弱工會、限制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措施。由於自雷根時代以來提倡「小政府」,到川普時期,美國很多公共產品如公路、電力、教育、醫療等仰賴私營企業,其品質和效率都有問題,存在著失靈的現象。

在歐美民主國家中,美國應屬福利保障最差的國家,但川普還是堅持減稅,這一方面是為他自身的家族商業利益考慮,另一方面也因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如此。

因此,川普並沒有打擊新自由主義,而是打擊了美國人民長期努力爭取來的平等權益。川普的內閣成員幾乎都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受益者。一味將問題都歸咎於「外國人和移民」,在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孤立主義等思潮席捲之下,川普重塑了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川普無視中國人權

「下一次9/11恐襲,也許由美國人自己發動。」《紐約頭條》這個題目看起來聳人聽聞,其實很真切地指出了美國一個現實情況:就在美國政府專注於消滅聖戰恐怖主義之時,激增的右翼極端主義幾乎被忽視。即使9/11後國內右翼恐怖分子發動更多襲擊,殺死了更多的美國人,也不被視為系統性、持續性的威脅。直到今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發生暴亂,來自極右翼的恐怖威脅才清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這個美國噩夢是前總統川普參與製造的。正如前副總統迪克•切尼之女、共和黨女議員里茲•切尼所說,川普一再重複去年大選被竊取的不實說法,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導致不少美國人走上拋棄法治、加入前總統破壞民主制度的道路。

川普對美國造成的嚴重災難,還包括他在疫情擴散早期,無視科學判斷,推脫責任,向公眾釋放錯誤信號,延遲實施社交隔離措施,錯過了關鍵時間,最終導致美國大規模感染……。

此外,川普還無視中國人權問題,他在訪華時不但不就人權問題向中共施壓,甚至拿來做交易。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在他的《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裡,揭露了川普對中港臺的真實態度。波頓說,川普曾公然向中國領導人發出請求,以多購買大豆等農產品來幫助他競選連任。川普甚至多次告訴習近平,中國官員應該放手去建造曾拘禁百萬穆斯林的集中營。在香港人上街遊行時,川普說他不想要被牽扯進去。在川普看來,臺灣小的如他手中的麥克筆筆尖,而中國卻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大辦公桌。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川普沒有多少興趣承擔民主盟友的義務。

這一切都令中共專制政權高興不已。早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北京就評估美國國力及國際影響力正在惡化,從此展開宣傳西方衰落的官方敘事主題。在川普執政後期,尤其是美國國會暴亂後,中共趁機大肆宣揚,說美國人民深陷疫情泥沼、驢象兩黨惡鬥、社會動盪,以此攻擊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歌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習近平關於「東升西降」的狂妄言論也出現在此時。

目前尚不能說拜登已經形成「主義」,但他的思想理念和政策體系與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確實大相徑庭。(湯森路透)

拜登經濟學的宏大宗旨:結盟抗中

在筆者撰寫此文時,拜登團隊執政已經九個多月了。這是美國的幸運,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這兩種令美國墮落的意識形態,在拜登總統就任後被有效地遏制。目前尚不能說拜登已經形成「主義」,但他的思想理念和政策體系,與上述二主義大相徑庭。

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改變了川普的「退群」和摧毀盟友關係的做法,力求與價值觀相同的西方國家結盟,展示了美國捍衛國際秩序、與中國的專制權力對抗的決心。

在經濟方面,拜登政府遠離新自由主義,轉向將工人看作美國經濟首要利益群體。他簽署行政命令提高工人的工資,逐步增加對教育、科學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過去,正是這一類投資使美國成為具有卓越地位的世界強國。

不受監管、飽受危機的新自由主義必須結束,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政府採購來重建國內供應鏈,並將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在對華貿易方面,拜登政府甚至放大了川普的一些懲罰性舉措,並公開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去中國化」。

「內政即外交。」拜登的經濟政策,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由於拜登政府相信中國更傾向於稱霸而非共存,所以努力在國際上與盟友攜手,強化美國的經濟、科技、外交、軍事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高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旗以挫敗中共的野心。拜登如此宏偉的思路和戰略,明顯與川普主義分道揚鑣。

如前所述,包括新自由主義和川普主義在內的種種原因,令美國有了衰落的跡象,但是它遠遠沒有衰落到可令中共輕蔑的程度。這個偉大的國家有著民主的政治制度,經濟上有自由競爭,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其全球實力和影響力無人能及。在中國戰狼對自由世界惡意挑釁之時,美國在拜登總統的施政思路下,會迅速修復自己,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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