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當選後習近平就能一帆風順?北京政府的停利點

北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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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或許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它既是決策者必須面對的最大誘惑,更是引導整個國家走向敗亡的關鍵起點。(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還在持續,但是如此這般的美國大選結果,已幾乎完全是最有利於北京政府的結局。

表面上的獲利,當然是如果拜登順利就任,中國的宣傳機器可以順勢以「一個打壓中國的美國政權終究得不到民心支持」來大作文章,甚至延伸放大為過去幾年美中對抗的階段性勝利,進一步搶先在拜登新政權尚未全面站穩腳步之際,藉著主動遞出橄欖枝的慣用和談手段,一面混淆拖延拜登政府對中策略的定調,一面也可以為了中方有限度的政策調整與下台階預作準備。

美大選結果,讓北京有操作空間

進一步而言,如果支持拜登當選所代表的是在美中貿易對峙與MAGA政策下受害,以及在疫情衝擊之後期待藉著中國廣大市場復甦的美國產業,特別是傳媒娛樂業及熱切進入中國市場的網路平台業者,那麼選後如何設定這些產業在中國市場的貿易互惠條件,就成了北京政府撿到的一手好牌。

而且以現今的美國參眾議院大選結果,拜登即使順利就任,在未能取得壓倒性國會優勢的局勢,以及如何有效結束新冠肺炎疫情及經濟紓困的雙重壓力夾擊之下,拜登團隊極有可能無法如川普政府一般展現強勢政府的作為。

而在各國政論分析家迄今仍對拜登團隊的施政能力有所保留的氛圍下,一旦拜登政府成為深陷泥淖的弱勢政府,那麼中國是不是適時在外交與經濟互動上伸出援手,就又是北京政府得以主導的另一個舞台。

透過疫情,習政權更加鞏固

更重要的是,即便美國大選在川普總統不放棄司法救濟途徑的強烈企圖下,北京政府依然可以充分利用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務糾紛,作為「民主就是會出亂子」的有力佐證,以及對內維穩的充分理由。

而對習近平個人而言,一旦美中貿易衝突鈍化,北京順利度過了香港國安法問題所衍生的內部政治陣營角力,再加上疫情紓困政策下「救誰與不救誰」的權柄在握,習近平已然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權力超穩定架構,在未來幾年得以充分延續當前的強人政治局面。

對北京政府而言,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不是嗎?

的確不是。

後疫時代各國經濟先內需,國與國間連結關鍵在「互補」

首先,民主制度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在於選舉與投票的行為,而在於民主制度是一個國家最合理的容錯機制。

儘管本次美國總統大選在過程中糾紛不斷,各種操弄的手段頻傳,但民主是一個不斷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一樣的操弄模式可以獲取單一選舉的勝利,但卻很難在所有的選舉當中反覆獲勝。

2020的美國總統大選或許是一個最有利於中國的結果,但2022的期中選舉與2024的美國總統大選都是下一個檢驗點。

其次,在全球疫情的復甦過程中,世界各國的經濟型態都必須從恢復內需市場優先,而外銷市場將會以產業結構鏈在各國之間的互補品為主。因此各個經濟體擁有多少其他經濟體的互補品,就成了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重要資產。

這對向來以廉價生產要素作為主要競爭力,生產內容多為替代品而非互補品的中國相當不利,中國當局的經濟幕僚也心知肚明這一點,這也是習近平不斷號召內需經濟的重要原因。

拜登若上台,中國在南海面臨囚徒困境

依此延伸,疫後及選後的全球政治經濟局勢,依然是必須著眼於全球產業鏈的結構,以國與國的雙邊對談模式來加速彼此互補品的盤點與流通,這也是台灣和美國「台美經濟繁榮對話」開啟的理論基礎。

但是這個在疫情復甦階段的國與國雙邊互動,必須基於高度的互信基礎,才能讓同處危機之下的兩國有效率的推進加大各種實質的互補品貿易優惠。一旦互信基礎不足,冗長的談判協議過程不但延宕了經濟復甦的腳步,更非常容易如台灣的美豬美牛進口議題一般,轉為各國內部反對陣營大作文章的政治壓力。

也因此中國過去幾年慣用的一帶一路與區域經濟合作模式,特別是國際貸放加上一條龍產業的侵略式經濟戰術將難以重施。

再者,在中國最在意的南海與台灣議題上,美國大選之後中國所必須面對的難題,是一旦拜登政府就任而且軟化區域軍事對抗的程度,中國要面臨的是一個重複囚犯困境的抉擇:中國是繼續在這個區域選擇強勢作為,或是也順勢淡化對這些地區的軍事部署行動。

如果中國選擇步步進逼,那麼等於坐實了先前川普政府對中國的軍事圍堵完全合理,共和黨國會和軍火工業遊說團隨時可能施壓拜登政府的西太平洋政策。

如果中國選擇對等淡化,那麼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化解來自內部的鷹派軍方壓力,以及依附中國軍火工業維生的相關勢力。

階段性勝利的危險

環顧近代史,階段性的勝利往往是決策者必須面對的最大誘惑,更是引導整個國家一步步走向毀滅性敗亡的關鍵起點,慕尼黑協議時的德國如此,滿洲國成立時的日本也是如此。

面對即將到來的中共建黨一百週年,習近平應該認真務實考慮的,是在北京政府治權範圍內已然權力穩定的現況下,如何在這個時刻設下停利點,並在中國的下一個十年無為而治。一方面放棄高經濟成長率的追求,讓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市場的諸多泡沫緩慢的消退,一方面在產業結構上務實的發展轉型,為下一個階段的中國發展打好基礎。

眼下情勢對習近平來說是站在很有利的位置,但要中國不貪心,設下停利點創造多贏、共贏,中國領導者恐怕很難做到。但是亢龍有悔,如何在歷史上留名,往往就是在如此關鍵的一念之間。

如果北京領導人能有大智慧,站在歷史的洪流上思考今日的角色,那麼在全球飽受疫情死傷的庚子年之後,世界或許能有不一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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