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忍痛才是好媽媽」的文化枷鎖！當日本生育率崩跌至1.2，《華爾街日報》這樣看待東京的「無痛分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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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2日週日上午1:11

當日本深陷於「國難」等級的少子化危機時，東京都政府推出「無痛分娩」（硬膜外麻醉）補助計畫，試圖透過減輕女性身體上的痛苦，為低到令人絕望的生育率注入一絲希望。《華爾街日報》11日指出，這不僅是一項公衛政策，更是對傳統母職想像的溫柔宣戰，挑戰著那句縈繞在日本代代母親耳邊的魔咒：「忍受劇痛，才能與孩子建立最深的羈絆。」

當西村萌子（Moeko Nishimura）在2023年準備迎接她第二個孩子時，內心充滿了恐懼。她無法忘記2019年生下大女兒時的經歷——那種撕心裂肺的劇痛，以及產後漫長而痛苦的恢復期，是她對成為母親的第一份，也是最深刻的記憶。

「我當時有點被日本的傳統觀念給束縛了，」西村女士回憶道，「那種『妳必須經歷自然產的痛，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媽媽』的想法，讓我第一胎時沒有選擇硬膜外麻醉。」她坦言：「我對此後悔莫及。」

因此當她第二次懷孕，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在無痛分娩的幫助下，她誕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而這次的產後恢復速度之快，讓她自己都感到驚訝。「我真心希望硬膜外麻醉分娩能夠成為常態。」她的心聲，不僅是個人的願望，也意外地與東京市政府的焦慮產生了共鳴。

日本，這個曾經創造經濟奇蹟的國度，正以驚人的速度走向衰老。根據日本政府的數據，2024年全國新生兒人數僅約68.6萬，與十年前超過百萬的盛況相比，猶如墜崖式下跌。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同年的死亡人數是出生人數的兩倍有餘。自2008年的人口高峰以來，日本總人口在短短十幾年間已萎縮了約400萬人，降至約1.24億。

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人數——僅有1.2，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這個數字不僅是冰冷的統計，更是國家未來的警鐘。儘管政府多年來祭出育兒補貼、家庭稅收減免等各種「催生」政策，卻始終收效甚微。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京市政府的「無痛分娩補助」政策橫空出世，顯得既新穎又帶有些許絕望的意味。官員們希望，透過為女性支付一部分分娩止痛的費用，能夠稍微「推升」一下新生兒的數量，同時也一點一點鑿開那附著在「無痛分娩」上的文化污名。

溫柔戰爭：當「根性論」走進產房

這項政策之所以引發巨大關注，不僅因為它的經濟誘因，更因為它直接挑戰了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

根據日本婦產科醫師協會的數據，2024年，日本只有13.8%的分娩使用了硬膜外麻醉。這個數字在已開發國家中低得驚人。作為對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22年的數據顯示，其比例高達77%；在法國等歐洲國家，更是超過80%。

為何差距如此懸殊？除了費用與醫療資源的現實問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文化。

「我相信，自然就是最好的。」在東京執業30年、接生超過800名嬰兒的資深助產士齋藤久子（Hisako Saito）女士，代表了傳統派的觀點。她堅信，分娩的疼痛能夠強化母親與嬰兒之間的連結。「我認為，有些母親如果在生產時用了硬膜外麻醉，之後會覺得很難抱住或安撫她們的寶寶。」

齋藤久子直言：「我認為這可能是一項不適合日本人的醫療程序。」

這種將「疼痛」與「母愛」劃上等號的觀念，彷彿一種無形的「根性論」在產房裡的延伸。它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讓許多女性在最脆弱的時刻，還得背負起「證明自己是好媽媽」的沉重枷鎖。

「我的日本朋友們之所以不敢選，是因為對相關資訊的匱乏感到恐懼。妳只知道要在脊椎上打一針，這聽起來就很可怕。」廣瀨由香（Yuka Hirose）的經歷極具代表性。她2015年在日本生第一胎時，沒有使用無痛分娩。2017年，她在英國生下第二個孩子，驚訝地發現當地「人們對硬膜外麻醉完全沒有負面看法」。於是她選擇了止痛，並在去年回到日本生第三胎時，再次毫不猶豫地做出同樣的選擇。

甚至有位不願具名的母親透露，2021年她臨盆在即，僅僅是考慮使用無痛分娩，就遭到了丈夫的嚴厲斥責。在經歷了兩次流產的創傷後，她最終無視了丈夫的反對，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這場圍繞著產痛的「溫柔戰爭」，一方是傳承已久的母職神話，另一方則是現代醫學與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日本產科麻醉與圍產醫學會主席寺井勝雄（Katsuo Terui）醫師，便站在了科學與共情的立場上。他表示，這種「痛等於愛」的觀點他從小聽到大，但他反問：「父親們並沒有經歷分娩的痛苦，但他們一樣能與孩子建立深厚的連結。」

「我完全不覺得，疼痛對於形成母子羈絆有多重要。」寺井醫師一語道破了神話的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