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偵防源遠流長 有誰能抗拒這種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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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書線民案引發若干綠營人士對黨國「抓耙仔」的狠批,但捫心自問,綠營執政時,沒有透過情治系統對藍營人士進行政治監控嗎?即便現在及未來,任何執政者甩得開政治監控,從此不再佈建「抓耙仔」嗎?

「抓耙仔」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抓耙仔」之所以被人痛恨,因為他們通常是自己最親近或最信任的人,否則根本拿不到資料,聽不到消息,根本沒有情報價值。黨國時代抓耙仔之所以讓人痛恨,不只是畫出家中佈局,任國家機器危及家人安危而已,而是在那個時代,利用抓耙仔監控眾人,通報消息,以利上級少數統治下級多數,已成為一種習慣與風氣,從政治圈、機關團體、軍隊警察,甚至往下延伸到高中國中,人二、教官、輔導長、訓導主任,都在用同一套手法監控人民,徹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信任」卻是人際與社會連結最重要的黏合劑。

高中生對抓耙仔的反應,可能最原始的。某次下課一群同學擠在陽台上罵教官髒話,教官便找了某同學報名字,幾個同學因此被罰站一下午,差點記大過。這事過了沒多久,假日到台大打球,轉頭瞄見那隻抓耙仔居然在悠閒騎車,一群人立馬把他拖下來痛打一頓,好幾天沒來上課。人的天性中,抓耙仔就是背叛同學朋友的叛徒,就是團體中的害虫,就是粥鍋裡的老鼠屎,那種厭惡感油然而生,幾十年後同學會見到,依然不想跟他講話。

但同樣根植於人性中的,是統治者或上位者天生的恐懼。因為那個權威位子所帶來的利益、名位、與尊榮,就像塊放在窗台上的肥肉,誰都想來咬一口。雅典七賢之一的索倫,就是創造雅典民主的那位智者,訪問當時最富有的國家呂底亞時,便告訴得意自滿的呂底亞國王克瑞索斯,「窮人有窮人的快樂,富人有富人的苦惱,因為富人永遠不知道身邊的人,那個對他是真心的?」

統治者們都有這種天生的恐懼,因此幾千年來,帝王將相都會養著一批官方的抓耙仔,以隨時掌握敵人或政敵動態,這是現代情治系統與蓋世太保的由來。到了商鞅變法,徙木立信後,舉報不法者給賞金,知情不報者連坐處罰,是抓耙仔系統化與法制化的經典之作,此後秦朝加以延續。漢武帝時既不安又缺錢,於是創造了「告緡」制度,A舉報了B,便可分得B的財產,於是連惡意舉報都有了國家保障的利潤分成,此後千年帝制沿用至今。歷代各朝的監察、御史,好官反映民間疾苦,爛官風聞構陷,成為黨爭惡鬥的淵藪。但皇上卻樂見群臣相鬥,因為鬥爭使大家都得向他表態效忠,這樣他最安全。

西方的告密史也如出一轍。羅馬早期政治鬥爭極為慘烈,元老院與執政官、護民官選舉這些半民主制度並沒能「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馬略、蘇拉、格拉古兄弟之間的鬥爭極為血腥,臺伯河動不動就染成紅色的。於是蘇拉創造了類似「告緡」的告密制度,算是羅馬秘密警察制度的創造者。這制度讓貴族們極度恐懼,家人、女傭、同事、秘書皆可能是告密者,家中一句怨言都可能被抓走殺掉,想開個會都得半夜到郊外墓園裡防止竊聽。但蘇拉的恐怖統治相當血腥而有效,至少他還能得善終。

凱撒的「轉型正義」

凱撒渡過盧比孔河回到羅馬後,進行了一次「轉型正義」。他把貴族們集合起來,讓他們閱讀自己的「AB檔案」,看看是誰賣了自己?然後一把火把所有情報資料都燒了,並表示不會再用蘇拉密告恐怖統治,以示寬大。然而,這樣做也有副作用,淚眼捶胸的是那些多年來負責控制抓耙仔的情報官員,從此不再做政治偵防,以致凱撒被殺時,睜著眼睛喊:「布魯特斯,怎麼連你也…。」其實人家已經倒戈很久了。

於是到了奧古斯都(屋大維),對凱撒的遺風做了改進。他告訴貴族們,那些AB檔案全都燒掉了,但沒有人看過他燒,而且三不五時隱約覺得自己身邊還是有眼線監控,要不奧古斯都怎麼會好像知道我有養情婦?這種隱約的恐懼讓貴族們不敢蠢動,奧古斯都自是得以善終。

到了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又把奧古斯都的戲碼重演一遍,他這回是當眾焚燬前朝告密文件,結果當然也是失去控制,轉向殘暴,最後為禁衛軍所殺。

換句話說,到了耶穌降臨之時,不論東西方,統治者依賴抓耙仔維護政權穩定(維穩)的告密制度,已經不約而同的統一了。此後,各民族、各王國僅有依技術進行的改進,或依民情特性有所調整,運作機制上並無太大差異,就連游牧民族蒙古人、阿剌伯人、鄂圖曼土耳其人,原本單純沒心機,一旦建成帝國,也都模仿起秘密警察制度。一直到蘇維埃和希特勒,將KGB與蓋世太保發展成現代維穩技術,其原理都沒有脫離商鞅時代的規則。

統治需要造就抓耙仔的市場價值

即使在號稱民主自由殿堂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過後,對本國人民的政治偵防雖曾弱化了幾十年,但911後為了反恐需要卻又再度復活。據說台灣調查局曾進過一台機器,可以監控十萬組電話,同步監聽2500組通話,不論簡訊、語音、傳真都能即時轉錄,從中華電信直接拉條T1幹線到調查局,這部機器就是FBI在911後研發出來的。

問題不純粹是誰去當「抓耙仔」?而是幾千年來的統治需要,造就了抓耙仔的市場價值。(湯森路透)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對反對黨,甚至對自家人的政治監控也從未停止。扁政府時代我曾做過幾次測試,在電話裡大談兵變,過兩天新聞就說空軍不飛了,要不就神龍小組不跳傘了,閱兵部隊帶槍不帶彈了,連「柔性政變」都出來了。其實我的通話對象只是個擺地攤的朋友,反正有人愛偷聽就編一堆故事給你聽到爽。到了馬政府,據說國安會金大秘書長只愛看國內政治情資,於是國安局管國內情報的三處紅了,一處和四處的國際情報和大陸情報就涼了。

所以,問題不純粹是誰去當「抓耙仔」?而是幾千年來的統治需要,造就了抓耙仔的市場價值,你不去也有別人會去。不管是聽電話、照照片、還是拿雷射打窗戶,都不如政治人物身邊線民的人員情報來得快速而確實,使得抓耙仔永遠有其販賣情報的市場。站在國家安全角度,政治偵防既不可能也不能缺席。真正問題是情資上報後,政治系統會怎麼運用?像威權時代那樣暗殺抓人太過殘忍,馬王鬥爭時拿份監聽紀錄就去鬥立法院長又太過生嫩粗魯。有分寸的掌握情資與政治動態是必要的,但應真的危及國安才該出手處理。這種分寸的拿捏並不容易,而且其責任落在政治人物本身,考驗著政治領袖的政治智慧。

總結來說,厭惡抓耙仔是人之天性,但運用抓耙仔又是統治上必要之惡。是否原諒抓耙仔是被害者的事,當年抓耙仔是否懺悔也是他個人的品格問題,但以此作為政治鬥爭口實則大可不必。站在國家安全角度,我們實在該平心靜氣檢討一下,政治偵防的作法能否改進得更為合理?情資運用是否該有其限制?政治人物們更該時時問問自己,為了選舉或鬥爭輸贏濫用情資,這心態與當年那些靠恐嚇維穩的威權東廠,或羅織入罪以利自己晉升的雜碎狗官,有什麼不一樣?在我們大罵抓耙仔的同時,我們自己對於情報作業的蒐集與運用,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既然那麼討厭抓耙仔或政治監控,那有沒有想出辦法來對付這些必要之惡?也許這才是「轉型正義」和「情報解密」後,我們的必修功課。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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