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錢給不到苦命人

莊奕琦
中國時報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為防止封鎖行動導致各項經濟活動停擺,實體經濟嚴重受創,各國政府無不採取紓困政策搶救經濟,尤其是對直接受影響的廣大勞工和家庭。行政院為因應疫情衝擊也特別追加預算紓困勞工,但救命錢是否能真正發放給需要幫助的人,以目前政策執行的情形來看,有人輕易取得,有人卻四處碰壁,怨聲載道,顯然此項政策值得檢視。

這次勞工紓困政策採取選擇性的發放紓困金,立意良善,但延伸的問題主要是不公平、執行成本高與不具時效。針對不同的勞工身分,如是否受雇或為自雇,是否有勞保及保費條件等,而給6萬、3萬或1萬不等的補助,理由何在?是因為受疫情不同的影響嗎?事實上,基層勞工的生計都普遍被影響。何況台灣有許多人是免稅或未報稅,尤其許多的邊際勞工或喪志工作者是從事非正規市場或所謂地下經濟活動,故政府對這些人基本上是沒有完整的資訊,以致選擇性的紓困無法精準到位。

再來是以配額的方式,先是50萬人可申請勞工紓困貸款10萬元,現因申請者眾又要再追加50萬人,粥少僧多反而使有資訊優勢者或方便提供證明文件者可先取得紓困金,真正需要的弱勢勞工反而求助無門。這些都產生資源誤用與不公平的現象。

另一方面,無謂的增加許多行政作業成本和民眾尋租的社會成本,如公務單位(含銀行)配合紓困的業務量大增,不是加班就是取消周休二日,同時也排擠常規的行政工作,補助的核定權更是中央與地方互踢皮球,而民眾也得想方設法去取得紓困相關證明等,這些都是政策成本,不容忽視。顯然在資訊不對稱下,目前政府的紓困政策有相當的改善空間。

反觀先進國家的紓困,因稅制嚴謹,政府對民眾的資訊掌握也相對完整,因此採用廣泛且即時發放大眾現金的方式處理。以台灣的情況,在政府欠缺完整資訊下,個別勞工資格認定不易且手續繁瑣失之時效,故適當的做法應該是以家計所得來訂定排富濟窮上限,如以25%以下的家庭為限,或年收入45萬元以下者(中位數家計所得為近90萬元),每戶均給予10萬元補助。若以2000億的政府預算(不到GDP的1%),則可幫助約200萬個弱勢家庭,嘉惠600多萬人。相較目前的紓困規模與人民福祉,孰者為優,理應至明!民脂民膏,執政者當慎思之。(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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