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贖時間:作為公眾平台的《孽子》

幾十年來,國內外讀者一談到《孽子》,就愛說這部巨著的課題是「救贖」。不過,《孽子》救贖了什麼呢?救贖這個動詞後頭,應該連接某種人事物。有人說救國救家;也有人說,救救無家可歸肉慾沉淪的孩子。這些詮釋強調《孽子》慈悲為懷,體現了人道主義:既然救贖可憐人,想也知道,就等於人道關懷。

雖然我不否認《孽子》的確給人慈悲人道的感覺,但是我建議讀者擺脫「將《孽子》跟人道主義綁在一起」的習慣。我的理由很簡單:《孽子》這部小說龐大複雜,用人云亦云的簡化解釋加以打發實在太暴殄天物,只有更多元開放的解釋才對得起《孽子》的細緻內容。既然人們已經習慣用人道主義的解釋輕易打發《孽子》,那麼我就希望擱置這個不再激發思考的習慣,改找其他詮釋來刺激大腦。

因為《孽子》在同志文學歷史裡頭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我在《同志文學史》這本書裡頭不敢怠慢,花了特別多篇幅爬梳《孽子》。我先在書中一章討論《孽子》裡頭的「美國時間」,然後在另外一章解釋《孽子》的「罷家做人」。「美國時間」和「罷家做人」這兩個需要稍後說明的概念都跟「時間」有關。《同志文學史》指出,《孽子》救贖的對象也包括「時間」:這裡的「時間」,包括男性女性長輩「被糟蹋」的「生命」、年輕男同性戀者「被浪費」的「青春」,以及各式各樣社會邊緣人(從同性戀者,到男性女性性工作者、窮人、身心障礙者等等)「被遺忘」的「非主流歷史」等等。剛才說的「美國時間」是台灣俗話(所謂「我沒有美國時間跟你嚕嗦啦!」這類說法),意指「不用來做正經事的時間」——例如花在同性戀圈子裡頭打滾的時間。這種跟情慾有關的美國時間大致對應我剛才提及年輕男同性戀者「被浪費」的「青春」。我提出的「罷家做人」,是指同志文學裡頭「角色要先『罷家』(類似罷工、罷課)才可以『勇敢做自己』(在此是指做同性戀者)」的現象——在這些作品中,如果文學角色沒有跟原生家庭決裂,就當不成百分之百的同性戀者。這種跟情慾未必密切相關的「做自己」行動,大致對應了男性女性長輩「被糟蹋」的「生命」。

救贖時間的任務,也就是修補被糟蹋的、回收被浪費的、回憶被遺忘的種種時間。實際的做法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經驗講給別人聽」。角色之間各種情慾挑逗其實都只是同志生活的開胃菜而已;角色之間掏心掏肺分享生命故事才是同志生活的主菜。當書中年輕男同志傾聽老前輩的時候,他們已經不知不覺投入修補、回收、回憶的工作。《孽子》列舉的救贖時間任務多如牛毛,絕對不是「慈悲為懷」、「人道主義」等等熟悉用詞可以輕易涵括。

值得說明的是,「救贖時間」的任務,不但發生在《孽子》裡面(一如我剛才說的,老年同志講古給少年同志聽),也發生在《孽子》外面——在小說外頭,在現實生活中,國內外讀者,也藉著《孽子》得以回顧、反芻逝去的台灣舊時光。事實上,《孽子》長久以來為國內外讀者和學者提供了「替代性田野」和「替代性歷史」:幾十年來,許多國內外學者承認,當他們想要研究戒嚴時期台灣同性戀生態或毛澤東時期中國同性戀生態的時候,他們根本無法在當年台灣或當年中國進行田野工作(也就是找到同性戀圈子裡頭的參與者進行訪問調查),所以只好轉向《孽子》,將閱讀《孽子》的過程當成替代性的田野。想要了解當時同性戀歷史的學者同樣也只能藉著閱讀《孽子》來療飢。這些活在《孽子》外頭、進行「替代性田野」和「替代性歷史」的國內外讀者,其實也不知不覺參與了救贖時間的任務。

《孽子》其實早就是一種公眾平台,是一種匯集眾多泉源的巨大聚合體。幾十年來,《孽子》從1970年代的零星連載小說、1980年代《孽子》正式結集一巨冊的長篇小說,化身為孫越主演的電影、曹瑞原導演的電視連續劇,以及在國內外亮相的數次舞台劇:《孽子》多次投胎轉世的作品,連結成為一個連續生命體。在這個連續生命體中,白先勇率先進行細胞分裂但並不是唯一的細胞提供者,幾十年來參與各種改編的幕前幕後工作人員也都貢獻了血肉,甚至幾十年來依附在《孽子》原著和改編上頭想像舊歷史的各種讀者也都參與了連續生命體的呼吸脈動。多虧《孽子》,我們共同把歷史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