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數位化恐比全球化對貨幣政策造成更大影響 關於貨幣的一些故事
國際資金移動自由化和數位化使人們有更多可取得信用或放款的來源，因此控制放款也更難做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工具。（攝影／張瀞文）
發明和會使用貨幣是人類和其他動物重大差異之一，人類之外似乎只有猩猩曾被觀察到能使用本身沒有價值的東西來協助進行交易。而能使用簡單工具和語言的動物則比較多。貨幣使人類能進行複雜的交易和分工，也使人類經濟能高度進步，因此貨幣介入了大部分的人類經濟活動，在人類社會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貨幣的特殊功能是貨幣政策的基礎
而透過貨幣的功能和角色來影響經濟，也就成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然而經濟和科技的演變，現在似乎可能使貨幣政策愈來愈難有強大而明確的效果。
社會的各種改變使貨幣的功能和角色一直在變，人們對貨幣的瞭解或誤解，也就是和貨幣相關的理論或學說也一直在變，所以對貨幣政策和其有效性的信仰和爭論也一直在變。若採用了錯誤或不合宜的學說來指導貨幣政策的目標和方法，也可能效益不大甚至造成傷害。
貨幣功能改善時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改變
貨幣政策的效果多半是要透過貨幣的各種功能來實現，這些功能及可影響這些功能的其他因素的改變，都可能改變各種貨幣政策的效果。對這些功能和相關因素之瞭解不正確時，相關的貨幣政策主張也可能不正確。
全球化、金融創新、以及電子交易和數位貨幣的興起，也使各種傳統貨幣政策方法的有效性甚至適當性改變。歷史上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主張已發生很多次變化（M. D. Bordo，2008）。本文只談台灣幾十年來的一些故事和電子交易及數位化的可能影響。
貨幣通常被認為具有記帳的單位 （unit of account）、交易的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以及價值的儲藏（store of value）三種主要功能。凱因斯（J. M. Keynes）認為持有貨幣有交易的（transactional）、預防的（precautionary）、以及投機的（speculative）等三種重要動機。
羅柏森（D. H. Robertson）和蔣碩傑則主張另有為支出做準備的融資（finance）動機（蔣碩傑，1977）。貨幣政策的理論分析常透過這些功能和動機來影響經濟，但貨幣政策直接提供給政府或人民新創造的購買力，卻可能有更強大而快速的效果（陳博志，2014）。
官定利率曾是台灣重要而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
利率是持有貨幣以及借款的成本，利率較高時人們在價值儲藏上可能減少持有不給利息的貨幣和須付出利息的負債，而增加持有給利息的債券。高利率也可能減少人們現在的支出，特別是減少實質的投資。
因此在利率由政府規定或控制的時代，利率是簡便的貨幣政策工具。台灣在1949年新台幣改制之後政府仍無力嚴格控制貨幣數量，人們也仍有甚高的通貨膨脹預期心理。當時政府推出的優利存款政策即是把利率提到很高，以使不少人民認為物價上漲率大概不會高於這利率，因而實質利率可能為正值而值得保有存款，從而能降低支出到物價可以不快速上漲的程度。官定利率也就一直成為台灣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
但這高利率政策仍要貨幣供應量有適當節制時才能成功。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最後階段面臨極大通膨壓力時也曾採用高利率政策，但當時經濟學者即指出，高利率放出或創造的貨幣量很可能使通膨反而惡化。
未能及時調升利率使第一次能源危機物價上漲過多
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暴發之前台灣已因為放款增加太多和國際經濟繁榮等因素而出現嚴重的物價房價上漲現象。在美國講學的梁國樹教授當時被政府召回出任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返國途中他去拜訪金融界的大老張嘉璈(公權)先生，張先生對梁教授說，你回去告訴他們要趕快提高利率。
但據說當時行政院財經五人小組有大官反對提高利率，公營事業產品的價格則因蔣經國院長春節前不漲價的承諾而不能調漲。因為調整機能受到壓制，所以到1974年春節政府推出經濟安定方案時，通膨壓力和物價上漲的情況已經失控而造成過度調整，使台灣物價上漲的程度高於絶大多數國家，並造成接下來一段時間出口和經濟成長率低於南韓等競爭對手的結果。
貨幣學派輕忽貨幣量不易定義和控制的事實
1970年代由於貨幣學派在國際上的興起，所以台灣也漸注意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當時信用卡開始成為提供信用的交易媒介，中研院經濟學六院士即曾公開擔心這塑膠貨幣的信用未計在貨幣供應量中，而損害了貨幣政策控制總體經濟的能力。
貨幣學派在主張以貨幣供給量的固定成長率為主要政策時，其實也已知道貨幣供應量的不易控制，因此費里曼（M. Friedman）的貨幣安定計畫主張要採用100%存款準備制以讓政府可以更精準控制貨幣量（M. Friedman，1959）。但貨幣學派的推銷者卻忽略了這些限制性的主張實際上並未能實現，卻仍大力主張以控制貨幣量為主要政策。
而金融、創新產生的眾多金融資產則使貨幣及貨幣數量更難定義。前台大經濟系主任及法學院長林霖教授早在1937年就指出貨幣應該包含定期存款而非只有現金及支票存款（Lin Lin，1937）。
費里曼後來採用了包括定期存款在內的貨幣定義Ｍ2，並被以為是這想法的創始者。但接下來更多樣化的金融資產使貨幣量有更多或更難明確劃分的定義，也有用實證方法來定義貨幣的主張，但這些做法都不太可能提供一個像貨幣理論中所主張的那個簡單明確的貨幣供應量來做為政策工具或目標。
51年前台大經濟系在濟南路紹興南街口的系館和圖書館尚未蓋好，只有少數重要學術刊放在法學院行政大樓的一個小房間裏。
大三的我在那裏看到當時算很新的貨幣實證定義之概念，寫了生平第一篇經濟文章刊在學生刊物（陳博志，1970）。當時雖然知識不足，仍大膽地主張與其去拼一個實證定義的貨幣量，不如同時考慮好幾個變數。半世紀後我仍沒有進步而不認為可用那個實證綜合指標來實現簡化之貨幣理論中那個抽象之貨幣供應量的偉大功能。
自由化時代貨幣政策的王蔣大戰
除了貨幣學派的主張，金融及利率自由化的潮流也使政府漸難再以直接控制利率做為貨幣政策手段。同樣是由費里曼極力鼓吹的浮動滙率制度，也使採取浮動滙率之國家失去了藉調整滙率，也就是調整貨幣做為記帳單位之國際價值，來影響經濟這政策工具。
貨幣學派雖然甚為風光和具影響力，1970年和1980年代貨幣政策的主張實際上卻很多元化而少有共識。1980年開始在台灣展開了稱為「王蔣大戰」的貨幣和經濟政策大辯論，最後甚至空前且至今絶後的由大學者們在電視實況轉播下公開辯論（相關主張可參閱《工商時報》，1982）。
那次大戰不只使人們見識到經濟思想的歧異，也注意到理論和政策許多值得思辨清楚的細節。
實際上那次大戰也該算是台灣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一個里程碑。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有政治學者跟我說，很羨慕經濟學能有這樣公開深入的自由辯論。
不過蔣碩傑教授和王作榮教授都是我很欽佩的學者，也都是很照顧我的授業恩師，所以我從未公開評論那次大戰的內容。我認為公開深入討論政策問題才是那次大戰最重要的意義。
重視貨幣供應量而忽視放款是1980年代的重大失策
儘管貨幣學派已受質疑，但逐漸重視經濟學者意見的政府和中央銀行仍把貨幣供給量的成長率當成主要的政策目標，以致在1980年代初期似乎犯了一個大錯。
台灣從1980年開始出現愈來愈大的出超，而出超的外滙收入在固定滙率和外滙管制下成為基礎貨幣及新台幣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加。央行為了避免基礎貨幣再助銀行創造信用，因此採取沖銷措施（sterilization），讓銀行把多出來的準備金購買央行國庫券或儲蓄券而不能再做放款。
於是我們控制了貨幣供給的快速成長，卻造成了放款的信用創造的大幅萎縮。換句話說，我們為了貨幣供給量成長率這個目標，而犯了信用和放款大幅萎縮，並造成國內投資和其他支出成長率下降，且進一步使出超更多的惡性循環（陳博志，1986）。
當時我曾主張相對於貨幣供應量要更重視放款的成長，但後來政策的反應似乎是只聽到一半或矯枉過正，在放棄沖銷政策同時卻未注意因而造成的放款暴增。有一年金融機構新增放款和投資的金額甚至近正常時期三倍以上，而達到GDP的三成左右，成為當時及後來泡沫經濟的主要推手（陳博志，2011，由於金融機構範圍的改變，不同時期金融統計的數字也略有不同）。
當時我曾多次批評放款佔GDP比例太高的問題，最後央行也把金融機構放款和投資的增加金額當成重要的政策指標。
自由化使利率滙率更不受控制而貨幣量更難定義
國際經貿往來的增加除了使國際收支能對貨幣量產生重大影響，而改變傳統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之外，國際因素對利率和滙率的影響也變大。
不只浮動滙率制度使政府失去滙率這政策工具，就算政府有權調整滙率，很多貿易財的價格已深受國際影響甚至實際上以美元計價，而使藉滙率影響記帳單位之價值的政策效果降低。台灣因為長期存在鉅額的出超而受到美國的監視，所以1980年代以來政府也很難故意讓新台幣貶值。
國際資金流動的自由化除了影響利率、滙率、甚至股價，也使人民擁有大量的國外金融資產，因此貨幣供給量更難有合理的定義和統計。
例如在國內金融機構的外幣存款是計算在貨幣供給之內，但在本國人在外國擁有的存款卻不算在貨幣供給量之內。而實務上在外國的存款不只有近似的報酬和滙率風險，而且只要在電腦上按幾下就可變回到國內，所以和在國內的外幣存款對經濟的可能影響力差異甚小。
但我們並不知道人民在國外有多少可能隨時滙回國的存款或其他金融資產，所以理論上之貨幣量的控制和統計也就更困難。人民可以持有外國貨幣和金融資產，也使本國貨幣做為價值儲藏和投機動機的替代品更多，而使貨幣需求更複雜和更不穩定。貨幣政策也許因此有更多的工具或管道，但它們的有效性卻很可能更不確定，也不再像傳統那樣可以有很簡化的主張或法則可用。
數位化將大幅降低貨幣的功能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數位化可能比全球化對貨幣政策造成更大的影響。
數位化即時交易將使貨幣做為交易媒介所需的金額降到很低。交易系統或交易平台和投資平台的結合，使人民可很方便把貨幣變成有報酬的其他金融資產，貨幣做為價值儲藏的功能也可能大幅降低，而其他金融資產對貨幣的替代性則會提高。因此任何定義的貨幣供給量和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會變更不穩定，政府對這貨幣量也更缺乏操控能力。
數位化也可能為了方便不同經濟需求而出現更多計帳單位並存的現象。以前為了方便交易而在一國內用統一貨幣，甚至國際間建立貨幣同盟。但未來不同交易單位的換算變得更方便，就像現在出國使用信用卡時不必去管當地用什麼貨幣最後都收到新台幣帳單一樣，所以不同產業或企業也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方便或合適的計帳單位。
有些產業、企業或支付平台也許能因其計帳單位之滙率調整而得到利益或方便，但國家將更難運用滙率政策。有人以為數位貨幣讓政府有能力執行負利率政策，但除非政府可強制人民只能用某一種數位貨幣，否則數位時代將可有多種貨幣、支付工具以及金融資產並存競爭，政府很難要人民持有負利率的貨幣（陳博志，2016）。
對放款和信用創造的規範仍為必要而有用之政策
國際資金移動自由化和數位化也使人們有更多可取得信用或放款的來源，因此控制放款也更難做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工具。
但為了維護金融穩定，政府仍應該對國際放款及各種金融平台的放款和信用創造做適當的限制，並保留央行及國內金融機構控制或影響國內信用創造金額的能力。
信用創造或新增放款是社會在生產和儲蓄之外新創造出來的購買力，對社會總支出和經濟有較直接的影響（陳博志，2014）。所以信用創造或放款仍將是自由化和數位化後較重要的貨幣政策領域。
本文由作者陳博志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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