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匯流專題系列4】創新應用與制度性障礙

台灣數位匯流網 |劉柏立

文/劉柏立

網際網路經過2000年代寬頻網路技術進步的加持發展,累積了龐大的網路資源。依據Cisco(2017)的資料可知,1992年全球網際網路流量平均每日約100GB;2002年成長為平均每秒100GB;2016年平均每秒超過20,000 GB;預估2021年時平均每秒將超過100,000 GB。

在網際網路的世界,網路流量規模越大者意味優勢地位越高;而在全球的網路流量中,串流視訊所占比重高達8成,此是為本專題系列3所述媒體大整合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

伴隨寬頻網路數位匯流發展,2010年以降,出現許多創新應用服務,如雲端服務、物聯網、大數據、行動支付、FinTech等(參見圖1)。

圖1 4G以降數位經濟創新應用服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然而,檢視國內在創新應用服務的實踐績效,除雲端服務已見有具體發展成效外,其他項目的實踐恐與理想存在很大的落差。例如:物聯網服務,對電信事業而言,SIM卡的ARPU值極低,如何運用數據創造價值,尚處於摸索階段;大數據應用看似很夯,但電信事業所擁有的大數據「行動空間統計(Mobile Spatial Statistics,MSS)」受到個資保護及隱私權之限制,遲遲無法成為可供精準統計參考的服務商品;行動支付看似很紅,實則綁定信用卡,於多元支付的理想落差仍大;至於FinTech,姑不論運用區塊鏈的虛擬貨幣,若以運用大數據開發線上授信為例,或將因利率上限15%的限制,前途不容樂觀;在內容(Content)方面,由於內容發展可為網路流量做出貢獻,於數位經濟時代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部積極扶植國內影視內容產製政策有其正當性,方向正確。

但我們看到公平會對頻道代理商的裁處結果,一如預期,助長有線電視頻道成批收視僵化問題成為「常態」,等同強制不同平台之頻道內容相同,市場上只剩下惡性削價競爭,不僅不利有線電視健全發展,更限制了頻道內容多元播送的發展空間,明顯不利影視內容產業發展……。

此等限制性因素皆與現行法規制度有關,4G時代如此,若法制規章未能及時修正調整,則如何期待5G時代的創新應用?換言之,若持續因循既有制度的舊思維、舊價值,未能及時調適轉型,雖技術進步,服務創新,終難跨越制度性障礙,難能期待對經濟社會之進步有所貢獻。

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開放電信市場的初始動機,原在於為加盟WTO的入會承諾。實施電信自由化以後,雖陸續配合引進「競爭政策、網路互連、普及服務、公開釋照、獨立監理機關、稀有資源之分配使用」等WTO「基本電信服務參考文件」所揭示的六大監理原則,然而我國為實施電信自由化所制定的1996年電信法原係參酌美國1980年代對common carrier的規管原則以及日本1984年電信事業法的規管架構,本質上屬於類比時代監理思維的產物,著重在網路機線設備硬體面的監理規範。

為因應數位匯流,美國也在1996年制定了「電信法」,於通訊傳播領域大幅鬆綁,增進匯流,成就了數位經濟時代全球OTT霸主地位。相對於此,我國預定在2018年底達成CATV全面數位化,因此若從通訊傳播跨網參進的狹義性數位匯流的觀點而言,在此之前,我國的數位匯流只有50%(由電信事業所貢獻);然而,電信事業如中華電信所提供的MOD服務受限於黨政軍條款,僅止於平台之提供,嚴格禁止頻道內容之營運,等同半數功能被禁絕。

如此觀之,我國狹義的數位匯流發展程度,僅止於25%(由中華MOD平台所貢獻),殆非過言,不利於數位經濟發展,不言可喻。

我國雖然在2006年引進獨立監理機關NCC,但為因應數位匯流的相關修法作業,遲遲未能實現,1996年所制定的電信法一直沿用至今(包含廣電三法),於此寬頻網路數位匯流高度發展的資訊社會,現行規管架構之落後陳腐,自不待言,甚或成為阻礙匯流發展、扼殺創新應用的制度性障礙,明顯不利數位經濟發展,亦不利整體產業競爭優勢之確保。

換言之,技術創新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制度面能提供新技術與新服務健全發展的友善環境,此是為數位經濟時代「軟體重於硬體;制度重於技術」典範轉移的概念思維。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台灣數位匯流網》立場

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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