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搶話語權 20世紀暗鬥變明爭

旺報【旺報記者 李怡芸╱綜合報導】 文白之爭向來是話語和權力的博奕！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學衡》與《新青年》在上世紀20年代的對立，便指出「文學問題上的據理力爭，不單單是一場偶然的文白交鋒，在『語文』範疇的口誅筆伐其實隱含著對『文學』命名權的爭奪。」 上世紀亦出現過幾波文白之爭，並影響著語文教育的方向，廣東中大中文系的研究報告便指出，自古以來其實民間俗文白話與官方的典雅文言一直有著「暗鬥」，但基本上是相安無事；直到進入20世紀，文言和白話才由暗鬥發展為「明爭」。報告中對此說明：「話語是文化權力的象徵，因此雙方一對峙就呈現出短兵相接的肉搏局面。」 然而當年在博奕中還可見到，被魯迅視為「調和派」的朱光潛，與今時今日的二元對立，又不可同日而語。知名美學家朱光潛雖坦言自己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但在1926年為周作人散文集《雨天的書》所作的評論中，仍指出胡適、周作人等的白話文之所以高出時輩，乃是得力於古文修養。 朱光潛尤其從周作人〈喝茶〉等頗彰顯古文修養的段落指出，「這種清淡的文章比較裝模做樣佶屈聱牙的歐化文容易引起興味些」。他因此主張，想改良國語，還要從研究文言文入手，「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周作人也曾表示當代需要的國語，「應以白話為基本，加入古文、方言及外來語，組織適宜，具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 摒棄話語權之爭，欲將國文教育落實於中學的葉聖陶、朱自清，兩人雖是白話文的擁護者，但也強調能夠影響後世的思想或學說，一種是屬於時代的，一種是屬於超時代的，而文言超時代的成分，正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