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中關係的變化與日本的角色

美國的拜登新政權上台，美中關係的動向將如何發展？筆者指出「很難從對立結構轉變，中國的挑戰仍持續著」，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同時主張日本「應該保有足以自立的最低限度的力量，竭力遏止新冷戰的形成」。

極為混亂的美國總統大選終於逐漸平息，有機會得以從新的觀點思考美中關係的動向。然而，要有所轉變並不容易。兩國關係從2018年左右開始對立的情況越加鮮明，尤其是在貿易、高科技資訊產業的對立尤為顯著。另外，有分析指出中國面臨到大量的不良債權問題、民間企業萎靡等的不景氣狀況。

因為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大，讓經濟陷入嚴重停滯，以中國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發展完全受阻。另一方面，進入20年4月後，有兩個動向趨於顯著，美中關係及全球局勢的前景再次陷入不明朗。第1是新冠肺炎疫情一下子就擴散至全球規模，特別是美國受到嚴重打擊。第2是中國度過感染高峰期，5月下旬左右開始重啟生產，並著手經濟重建，尤其是對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的受災地區，開始積極投入支援活動。

首先，從第1點來看，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在4月時的確診人數約300萬人，死亡人數約20萬人，光是美國就暴增了近3分之1，即約100萬人染疫，疫情毫無停歇跡象。在12月底時期，全球的確診人數達7945萬人，死亡人數超過174萬人。而美國的確診人數為1865萬人（每日約20萬人確診的增加速度），死亡人數也高達33萬人，呈失控狀態。因此，疫情即使獲得有效控制，美國經濟的復興之路應該相當漫長吧。

中國迅速的經濟重建

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從19年12月到20年1月的期間，因為「初期警覺行動」晚了一步，導致不只是國內，也造成病毒感染擴散到全球。但是，之後在武漢興建的新冠肺炎專門醫院一個禮拜就完工，以超高效率來應變，3月份時還公開表示疫情幾乎成功平息下來。3月至4月的這段期間，當美國正在為國內問題焦頭爛額之際，中國不只是致力於重建國內經濟，也把全世界列入視野，為解決新冠肺炎問題，積極展開支援行動，同時向世界宣傳作為成功抗疫典範的「中國模式」優勢。

此舉顯然是基於戰略性思考而起，當新冠肺炎流行病疫情趨於平穩，各行各業處於百廢待興之際，中國試圖率先擴大對世界的影響力，意圖明確。此外，在從深圳到廣州一帶的高科技產業地區，也因上頭的強勢下令，加快腳步重啟蕭條的經濟活動。

若觀察中國的經濟回復狀況，根據2020年1〜3月的經濟統計，國內總生產（GDP）較去年同期減少6.8％，首度出現負成長。但是，4〜6月的期間恢復到新冠肺炎前的水準，7〜9月比去年同期增加4.9％，其主要可歸因於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投資顯現出的效果。6月8日，由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20年的中國經濟成長率為收縮1％，但21年則預測增長6.9％。

由此可知，20年上半期嚴重失速的經濟正逐漸恢復，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的衰退相比，可說是「一人獨霸」的狀態。不過，問題在於就算是生產恢復了，一直以來接受中國製造商品的世界各國依然受疫情影響導致經濟停滯，出口需求銳減。

建構「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不愧是中國領導層，似乎早先一步就留意到這個問題。在3月27日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重複強調要積極地「擴大內需」，這也可以解讀為正在修正方針，不再像之前那樣依靠擴大出口來促進經濟成長。內需狀況也在個人消費指標持續下滑的趨勢中，4月零售業銷售額較去年同月的衰退幅度回復到7.5％，減少率比3月縮小了8.3個百分點。

在5月14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甚至表明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指的是①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擴大消費、擴大內需；②為了打開5G基地台和半導體生產的停滯狀況，強化全球供應鏈韌性和擴大格局，甚至是以「數位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致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③促進出口、引進外資、開發人才等，重新建構促進與世界交流的成長戰略――等，共三大重點。

看起來，中國似乎正開始穩步展開疫情後的創新戰略。另一方面，混亂不明的美國總統大選終於落幕，新總統拜登的領導體制從2021年1月起開始運作，即使如此，目前是世界最大疫區的美國在經濟重建上，遠遠落後中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國際上受到嚴厲檢視

然而，要說從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正轉移到中華治世（Pax Sinica）的話，這樣的結論也未免言之過早。美國開始充分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正帶來嚴重危機，因此除了在高科技產業的「脫鉤（decoupling）」以外，2021會計年度（2010年10月〜21年9月）的國防預算大幅提升至7405億美元（約77兆日圓）。順帶一提，中國2020年度的國防預算1781億多美元，美中兩國的差距甚大。此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FRB ）在20年12月公布的經濟展望，21年經濟預測增長4.2％，由上次預測（9月）向上修訂，經濟有望提早恢復，讓人感受美國在經濟面的實力不容小覷。

再者，必須認知到的事實是，中國在國際上背負著無法消除的嚴苛且不利的條件。

新冠肺炎疫情源自中國，大量的中國人及物品的移動，導致疫情一下子就擴散全球。特別是義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州各國積極引進中國投資，參與「一帶一路」戰略，但是這次疫情應該會讓他們對中國產生不信任感。即便疫情今後平息了，就算中國再怎麼努力支援，這些國家對於依賴中國來復興經濟，肯定還是存著高度的警戒心，對於導入像是華為技術等的中國高科技技術，恐怕會踩剎車吧。

沒有主導國的世界

兩個超大國本來應該共同合作，互補，攜手面對全球性危機，但是就現實面來講，雙方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日復一日地忙於相互指責對方。也有觀點認為新總統拜登上台，美中關係進入新局面是指日可待的，但另一方面雙方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上的角力戰至今仍持續著。

在疫情擴大的初期階段，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多次發言偏袒中國，招致美國總統川普的批評，宣布不再提供WHO資金。譚德塞駁斥親中的說法，而國際上的領導體制大亂。最近，世衛調查團赴中一事，也使得WHO和中國的關係產生摩擦。

若考慮到不只是歐美各國的大混亂，再加上非洲、中東的疫情持續蔓延，可知世界正朝向極缺乏秩序的方向前進。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蘭默（Ian Bremmer）在這幾年預言今後的國際社會將走向「零重力時代G-Zero」」（沒有主導國的時代），綜觀現況來說，應該說G-Zero的概念確實已應驗了。

爭奪霸權的對立恐長期化

2008年12月，世界正處在雷曼兄弟爆發金融危機的動盪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當時）李長春表示：「傳播能力決定影響力，傳播能力強的國家，它的文化和價值觀就能席捲世界，發揮莫大的影響力。」（斯蒂芬．哈爾珀《北京共識》)。 之後，美中展開了雙方的諜報工作，以及包含網路攻擊在內的猛烈資訊戰。對於追求高科技超大國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美國的高度警戒也表露無遺，開始猛烈攻擊華為技術和騰訊。此外，這次新型冠狀疫情中，雙方的資訊戰更為熾烈，據說美國情報部門在19年底就已經掌握了新冠肺炎問題十分嚴重的消息（2020年4月12日《朝日新聞》）。

現階段，因疫情引起的全球經濟低迷仍會持續下去，這是無庸置疑的。各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援手，可是那隻伸出的手如果是「一如既往的中國」，想必有很多國家會躊躇不前吧。反之，全面依賴美國進行經濟重建，亦不可行。

尤其是受疫情影響，從中國進口的原材料、中間財全面喊停，將重點放在完成品出口的日本製造業在談論未來時也不可能略過中國。甚至，作為今後的希望產業備受期待的觀光業，因為中國遊客不來了，而受到嚴重打擊。

今後，美中有可能再度建立起某種程度的協調關係。再怎麼說，現實是雙方在全球 GDP就占了大約4成，而且彼此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國。然而，若是要建立像2013年習近平提出的「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種程度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吧。

想必中國應該會抱持強烈意志，今後持續向美國下戰帖吧。2020年10月，習近平在紀念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演說裡，強烈批評：「美國極限施壓的方式，根本行不通」。

另一方面，從把美中關係譬喻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的主張可見，美國對作為挑戰者的中國也高度警戒，拼命地想要堅守住之前建立起的「世界老大哥」地位。不只是經濟，還有軍事安全保障，甚至是政治體制的模式上，美中對立更加白熱化。若容許筆者大膽預測，今後的20年到30年恐怕會持續這樣的對立關係吧。

日本的角色：拒絕新冷戰，成為「被需要的國家」

在二個超大國爭奪霸權之中，我國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有必要隨時看清局勢的變化，並嘗試做出具體的因應措施，事情並不單純，解方也不單一。首先，必須要確認下列兩點：

第1，問題並不是要選邊站，如果美中對立加劇，陷入不得以採取包含行使武力在內的衝擊療法的狀況，世界會經歷前所未有的嚴重打擊吧。今日，加上氣候變動等大規模的天然災害和傳染病疫情等，這些撼動國際社會的問題，很有可能讓全球面臨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危機。這一點，美中雙方應該都有共識，即使是對立，也發揮一定的自制相互對峙。

第2，縱使美中在經濟、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要如何取得優勢地位上，磨刀霍霍，但是當雙方判斷有必要時，也很樂意互相協助。例如，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或者是對空氣汙染等環境破壞進行改善。當然，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感、對抗意識等依然強烈，但美中新冷戰尚未形成。

以此為前提，日本應該阻止新冷戰的形成，構築新的國際協調理念，打造新的亞洲太平洋和平共存體制，讓美國和中國最終也能夠加入。當然，美中對立日益嚴重而且結構化，讓我們自身也不得不優先重視我國的安全保障，在這樣的現實與上述的理想目標，經常存在著嚴峻的緊張關係吧。不過，若沒有明確訂立目標和對策，並且擁有努力實現的信念，很容易受美中對立翻弄，甚至有迷失自己定位的危險性。另一個需確定的是，美中對立並不會演變為要將對方置於死地的戲劇性局面。

所以，必要的目標首先是①日本這個國家要擁有足以自立的最低限度力量。接下來，②在某種意義上，致力成為被國際社會、夥伴國所需要的存在。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必須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但是所需的財政面、技術面、人才資源的準備一定要充足。另一方面，在和中國的關係上，必須培養足夠的能力可以回應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的技術需求。

在高科技產業的中間財、醫學技術、高齡社會支援技術面等領域，日本依然是備受矚目的吧。此外，像是東南亞等的中等強國（Middle Power），尤其是提供經濟開發所需的技術和資金，以及集結中等強國共同構築新的經濟發展組織與和平秩序，各國仍盼望日本能發揮領導能力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吧。有必要的話，也應該盡早具體擬定聯合中等強國的進程。如果這幾點都能夠慎重以對，並且獲得預期成果的話，日本絕不會陷入「兩股勢力分裂」的局面，反而能提升在國際上的存在感。

標題照片：以視訊會議方式參與20國集團（G20）第15次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央）和各國首腦＝2020年11月22日（新華社／共同通信Images）

天兒慧 [作者簡介]

前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專業領域為現代中國論、亞洲國際關係論，擁有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學位。曾任琉球大學助理教授、共立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教授，2002年4月起擔任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2010年4月起擔任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至201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