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年輕人為什麼不再願意與父母同住一個屋檐下

大多數年輕的單身新加坡人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但隨著社會規範逐漸演變，一些人開始搬到自己的地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阿蘭27歲，是一名公務員。他決定搬離父母在新加坡的家時，磨蹭了一個月才和父母談起。他擔心他們不會理解，甚至更糟，會生氣。

阿蘭的家畢竟還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他弟弟也住在那間三居室公寓裏，離這個城市的中央商務區(CBD)不遠，那裏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每天晚上，桌子上都擺著自家做的晚餐，他的衣服也總有人替他洗。

「推拉因素中，沒有推，只有拉，」 他說。「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想體驗一下一個人是什麼感覺，你懂嗎？」

在西方，離家只是成年的另一個里程碑。然而，在大多數亞洲社會，這在文化上並不被接受；搬出去有時被認為是對父母的不尊重。在新加坡，婚前住在家裏是很普遍的做法。據估計，2013年15歲至34歲的未婚人士中有97%與父母同住。

這一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根深蒂固的孝道觀念所驅動，但也與政府為年輕人提供住宿的政策有關。大多數新加坡人 —— 到2022年超過總人口的80% —— 住在公共住房單元。由國家補貼的公寓被稱為建屋發展局組屋，得名於住房發展局。約九成的組屋住戶擁有自己的居所。但關鍵是，只有已婚的異性戀夫婦（新加坡不承認同性婚姻）和 35 歲以上的單身人士才有資格購買這類公共住房。

那些買不到組屋的人可以通過私人房地產市場租房，或購房，但成本要高得多。研究公司ValueChampion的計算顯示，私人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價格是組屋單位的三倍多。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明發（Chua Beng Huat）博士說，這些成本限制「有效地讓大多數未婚年輕人繼續和父母住在一起」。

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一代新加坡人反對長期以來的文化規範，比如阿蘭。他和兩個大學畢業的朋友在新加坡東北部遠離 CBD 的後港租了一套公寓。出於各種原因，一些年輕人認為獨立的代價是值得的，開始去開創自己的生活。

「在獨立的空間長大成人」

新加坡的租房文化以前主要局限於外籍人士，近年來已經在當地居民中扎根。儘管租金不斷上漲，但從 2015 年到 2020 年，新加坡 35 歲以下獨自生活或遠離父母的單身居民數量增加了一倍多。

更多的人可能正在考慮搬家。當地房地產門戶網站 PropertyGuru 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年齡在22-39歲之間的受訪者中，十分之七的人在考慮搬出去。

蔡明發說：「一旦過了某個年齡，(和父母)住在一起就會變得不自在，因為你在家裏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再加上缺乏隱私，這對成年人來說是「困難的處境」。

和阿蘭一樣，22 歲從家裏搬出來的布蘭達·陳（Brenda Tan）並沒有感到「被推」，但她確實想要更多獨立。她曾與人合租過大學宿舍，並在紐約與人合租過一個學期，但她覺得下一步應該有一個單獨的空間。

「(和父母住在一起會感覺)一切都是自動的，一切都為你做好了，」 這位內容創作者在一段視頻中說。視頻記錄了她搬進一間單間公寓的過程。「你不能完全控制空間，有時也不能控制飲食……只負責吃掉擺上桌子的東西。「

26 歲的布倫達獨自一人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選擇自己喜歡的家居用品品牌，到更有創意地工作。"搬出去住讓我以一種真正享受的方式長大。我覺得我已經成熟了。我有足夠的空間長大成人。"

當然，與父母同住的挑戰一直存在，年輕人對獨立的渴望也一直存在。但蔡明發認為，與前幾代人相比，最年輕的幾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這一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5歲至34歲的居民中有57%是大學畢業生，高於10年前的 46.5%，較2000年的 24.4% 幾乎翻了一番。賺錢能力的提高，或許還有消費重點的改變，讓年輕的新加坡人更容易搬出去付房租。

另一個因素是新加坡人結婚較晚。蔡明發說：」以前，這個年齡段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數人，已經結婚了，「 這意味著他們有資格購買組屋。然而，單身的年輕人也不太願意等到結婚後再享受獨立的滋味。

蔡明發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孝道正在消失。如果說有改變的話，那就是表達方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另一位社會學家陳恩瑟（Tan Ern Ser，音）博士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儘管年輕人」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獨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那麼關心父母。事實上，」遠離父母可能會讓人感覺不那麼壓抑，反而會加強父母、成人與孩子之間的聯繫「。

對一些人來說，也有被推因素

雖然許多」窩巢族「都是像阿蘭和布倫達這樣尋求獨立的人，但房地產經紀人陳威廉(William Tan)發現，LGBTQ 群體的租房人數正在上升。他說，雖然過去大多數潛在租戶都是外籍人士，但他注意到這個變化。他在Facebook上建立的一個面向 LGBTQ 的群組收到了更多新加坡年輕人的申請。

不足為怪的是，由於住房政策大大限制了社區的選擇，租房或多或少是35歲以下尋找自己的地方的唯一選擇。雖然新加坡社會在消除同性戀污名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許多人所持的保守價值觀仍讓一些人難以」出櫃「。

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0% 的受訪者認為同性婚姻總是、或幾乎總是錯誤的。另一項調查發現，與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年輕人更不接受家庭成員的同性關係。

陳威廉認為，Covid-19 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許多 LGBTQ 年輕人搬出去的願望。他表示：」由於過去兩年遠程工作，(家庭)可能發生了很多衝突。「 根據他的經驗，」(社區裏的)很多人為了心理健康而試圖搬出去，因為他們可能來自一個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環境。「

像糟糕的家庭環境這樣的推動因素當然並不局限於 LGBTQ 群體中的年輕人。對於那些住在小房子裏，或者需要共用一間臥室的人來說，家就像一個高壓鍋。

賈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住在一套兩居室組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她大學畢業後很快找到了實習工作。但遠程工作是一場「噩夢」。她的姐姐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她們的連線會議有時會發生衝突，導致分心。

她承認，自己父母關係不太好，居家防疫期間因為長時間呆在家裏意味著爭吵越來越頻繁。「我無法逃離噪音，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她說。「有時候我在打電話，父母在後面大喊。」

賈無數次地考慮搬出去。有一個更安靜的工作和生活空間是誘人的，但最終實用性勝出。現在，她決定把大部分薪水存起來，而不是花在房租上。還有另一個讓她退縮的原因：「我想如果離開父母，我會感到非常內疚。」

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從實習生轉為全職工作後，她現在的收入要高出50%左右。但最終，決定因素還是她的父母。她說：「現在我們出門的次數多了，每個人的心情都好了，這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他們之間的)關係像兩年前那樣變得非常糟糕，我想這次我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花過的最值得的一筆錢「

新加坡建立了成功的住房模式，一個廣受好評的模式。但是，正如最近的微妙變化所顯示的那樣，一些年輕人的需求和願望可能正在發生變化。

調整公共住房規則，為年輕人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住房，可以緩解許多人的壓力，尤其是邊緣化群體。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譚恩瑟建議，公共住房委員會可以考慮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專門設計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那些被認為需要自己空間的年輕人「，他稱，當前的政策應該」考慮容納新加坡年輕人中正在出現的首選居住安排模式……並尋求容納那些不符合規則的人「。

在那之前，如果當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年輕的新加坡人離開家租房將不再是禁忌，而是更主流，這是由優先考慮他們的獨立和福祉，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所推動的。改變對什麼是孝順的態度也會幫助年輕人離開他們的家庭。

布倫達當然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事實上，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確信自己的決定。現在回想起來，她所經歷的職業生涯並不僅僅源於一種自由的感覺，而是責任感。」這是我花過的最值得的一筆錢，「 她說。」獨居讓我重新調整了自己的情緒。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阿蘭也有同感，儘管他的父母對他的決定並不滿意。他回憶道：」我覺得他們是在針對我，好像我是在說討厭和他們住在一起。「 他們試圖勸阻他，但當阿蘭下定決心時，他們不再堅持。

自從搬出去後，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他仍然每月給父母287美元（400新加坡元，237英鎊）的」零用錢「，這是他賺到第一份全職工資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也比以前支付更多的賬單，比如日用品和飲食雜貨、水電費和他的保險，這些以前都是由他的父母支付，還有他自己合租屋的租金。但他認為，與他所獲得的獨立性相比，額外的支出是值得的。

」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 他說，」這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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