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圖書館、新文化運動交互影響

文/蔡佩玲
旺報
《新青年》雜誌季刊第3期封面,民國13年19240801出版。(本報系資料照片)
《新青年》雜誌季刊第3期封面,民國13年19240801出版。(本報系資料照片)

新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已非昔日內府祕閣搜羅典籍,審理校讎,以典藏為主;也非私人藏書,或視為珍藏古玩,或競求孤本為傲。因服務對象擴及一般民眾,為民所用,故具教育民眾性質,兼顧民眾需求為目標。

當時各個圖書館的實際發展內涵,也許未臻完備、成熟,但在當時新圖書館運動的推動下,圖書館在知識傳承、民眾教育、文化發展及學術研究方面的價值與重要性,已讓當時的知識份子有所體認,並投入推展的行列。如1921年底由蔡元培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的全國性教育社團──中華教育改進社。該團體下特別設有圖書館教育委員會,聚集了杜定友、洪有豐、朱家治、沈祖榮、孫心磐、戴超等一批圖書館方面專家學者,以積極的活動創建圖書館。此外其他教育團體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於1920年10月12日召開第六次會議議決案中,也包括成立小圖書館的提案。

庚子賠款的挹注

1920年韋棣華多次奔赴美國華盛頓,為促使參眾兩院通過將庚子賠款餘額歸還中國,以用來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而努力。後中美雙方組成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該董事會從1925至1932年運用庚子賠款,補助圖書館事業9次,更推進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庚子賠款的挹注,對當時物質條件貧乏的圖書館建設,提供實質的協助與穩定的經濟來源。當時圖書館界對該筆款項的重視,由圖書館學家李小緣在規畫〈全國圖書館計畫書〉時,於公共圖書館經費項下,提出「一面利用庚款,一面鼓勵捐款,以為補助促進圖書館事業之方法。」的規畫。 可瞭解庚款對當時圖書館界的發展頗具影響。

學者對新圖書館運動的功績,各有不同見解,但其主軸不同於清末的公共圖書館運動深受日本影響;新圖書館運動的內涵,轉而學習西方圖書館的理念及經營管理辦法,綜合而言約有以下幾項:(一)批判傳統藏書樓重藏輕用的陋習,轉向依西方圖書館發展模式,重視「公眾圖書館」;(二)服務對象的擴充;宣揚圖書以讀者需要為旨歸,教育社會大眾為目標;(三)在圖書管理制度上,突破舊有排架、分類法,創立適於開架的相關管理方式與制度;(四)於1918年成立第一個由地方號召組成的北京圖書館協會,揭開中國圖書館協會創設序幕;(五)建立圖書館教育制度,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

部分學者認為新圖書館運動的期間延續至1925年之後,此時圖書館學的研究又有變化。「七八年以來,圖書館學始則規模東瀛,繼則進而取法於日本所追逐之美國,今則本新圖書館之原理以解決中國特有之趨勢已皎然可見。」因此早期由「師法日本」歷經「取法美國」的轉變後,自此中國的圖書館界開始自省建立真正屬於中國本土的圖書館學。

民國初年至對日抗戰(民國元年-民國25年)以前,此期間是中國圖書館發展的重要階段,由「以藏為主」的藏書樓到提倡「以用為重」的通俗圖書館、巡迴文庫等圖書服務單位設置;另政府於教育部下設社會教育司,專責圖書館業務,相關為強化圖書館功能法規的陸續頒訂,在新圖書館運動下,圖書館不只數量的大幅成長,更重要的是服務職能的轉變。民間因新文化運動及新圖書館運動的交互啟迪,也逐漸認識圖書館在文化、教育、學術、社會等方面的可能貢獻。故此期間圖書館的長足發展有目共睹。學者嚴文郁歸納發展趨勢有五項,其中第一項內容就是有關圖書館館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由保存趨於使用」。圖書館館藏是圖書館服務的基礎,也是圖書館發揮職能的依據。新式圖書館的收藏目的,已非昔日內府祕閣搜羅典籍,審理校讎,以典藏為主;也非私人藏書,或視為珍藏古玩,或競求孤本為傲。因服務對象擴及一般民眾,為民所用,故具教育民眾性質,兼顧民眾需求為目標。因此在館藏蒐集的種類上,亟需反映實用性與需求性。如前段所述,民國初年以來,圖書館數量遽增,相對的提供讀者服務的根基──書刊的需求量,亦隨之增加。而書刊的主要提供者──出版界,因此也與蓬勃的圖書館事業發展關係密切。有學者認為兩者是行業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另有學者認為民國時期出版事業與圖書館事業的關係實際為一種極簡單的三角關係,亦即圖書館界、出版發行機構與讀者三者之間的關係。以上兩種說法應均正確,也可見兩者間緊密複雜的交互關係。以下略由民國初年圖書館發展及出版業兩方面,探討其對另一行業產生的影響。

圖書館對出版業影響

民初因新圖書館運動的啟發與推行,中國由舊藏書樓轉向新式圖書館發展型態。新圖書館運動下,所成就的功績如上節所述。但圖書館發展的新趨勢與成就,造就了與近代出版業界緊密關係的重要緣由,亦即新圖書館運動除了促進圖書館自身的發展,同時也為「繁榮近代學術文化,普及民眾教育」有所貢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緣由,係1915年9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在此影響下,全國各地形成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知識份子展現愛國熱誠,高舉民主科學大旗,透過組織各種學術社團、出版書刊,探討國家前途與民族未來,並宣揚新思想、新道德及新文化。

新圖書館運動的重要發起人沈祖榮於1917年留學歸國恰逢新文化運動發展時期。他認為:「倘若中國擁有富強的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學校和大學的話,我就不會對中國軍備的軟弱無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現在為一個沒有這樣令舉國感到自豪的教育機構的國家感到羞愧。」可見他也是抱持著教育救國及教育強國的理念來參與新圖書館運動。但新圖書館運動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助手,因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運用圖書館所具有的社會教育職能來宣傳新思潮,所以新圖書館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兩者交互影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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