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大國平視與美國例外主義的鬥爭

張登及
·4 分鐘 (閱讀時間)

中美阿拉斯加會談後,楊潔篪一席「美國沒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與王毅的「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霸道行徑應該要改一改」的強勢表態,不止重新勾起西方對北京「戰狼外交」的擔憂,邇來又進一步和習近平在今年大陸「兩會」提出的「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的主張連結在一起,這使得外界新鑄造了一個中國「平視外交」的概念。由於美國目前仍居於體系霸主位置,北京若開始主打「平視外交」,似乎更坐實了西方指它是反對現狀的「修正主義」,也說明中國確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但我們應先看「平視」這個概念。表面上平視就是說不再「仰視」,有從今而後要平起平坐的意思。論者認為,小布希之後,美國受中東戰爭與次貸風暴接連打擊,歐巴馬遭遇新保守派與進步派大亂鬥的分裂,加上川普疏離盟友又應對疫情無方,似乎說明美國國力受損,且自由國際秩序中的信用也大為削弱,鼓勵了北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自信。到了國會山之亂後,大陸更加自豪,不用再仰視美國。

《紐約時報》著名作家佛里曼上個月就為文解說為何「中國不再尊敬美國」,次標題正是:良有以也(for good reasons)。他認為中方看到美國民主,逐漸變成表演給鐵粉選民看的體育競鬥或政治正確肥皂劇,基礎建設與防疫之類的大事卻一事無成,自然得到美國衰敗的印象。同時,從2019年後期開始,便有眾多美國頂尖的專家接連發出長文指出,不僅川普可能變成獨裁者,從威爾遜總統以來長達百年(1919~2019)的美國優勢和自由國際秩序,也將因內外多重因素而終結。「中國不尊敬」只是美國頹勢的因素之一。拜登拋棄「退群」策略改行「歸隊」,又要特重經濟振興、教育與基礎建設,也正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美國自身的問題固然鼓勵北京「平視」,但熟悉中國外交者必然知道,北京不是從現在「強起來」時刻才開始平視列強。中共平視世界,其實可以上推到韓戰與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60年代北京還曾「兩面作戰」,蔑視核武美國為「紙老虎」,在珍寶島挑戰蘇聯,1980年代提出「獨立自主」外交,與英國強硬交涉取回條約割讓的港島與九龍,八九事件後鄧小平更提出「中國無論如何都是『一極』」的論斷,可見「站起來」之時北京已經懷有平視之心,非待今日。

平視論的另一個看點,是北京代表批判美方不是「高人一等的國家」;其實這種說法也不新穎。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中共文件都常提到反對強權政治,主張各國的制度選擇權。今天人們卻把平視論與「太平洋夠大」之說連結,認為中方要重新畫分勢力範圍與重寫遊戲規則。人們對平視憂心,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忘了中國大國外交的歷史根源;二是擔憂美國實力疲軟;第三點台灣少人注意但很關鍵,就是抵制「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其實哈佛學者瓦特上月底在《國家利益》對此分析得很清楚。他指出美中其實都不反對「規則為基礎」(rules-based)的秩序,差異在於中國強調的是西伐利亞體系與聯合國憲章以「主權」為核心、反對干涉的部分;美國則強調二戰之後擴展到個人主義的公民政治權利部分。儘管中式似復古而美式似進步,但美國經常自設特權,無視、繞越、任意改寫甚至退出自己定的規則,濫用例外論到川普時已達到令盟邦迷惑的程度。拜登上台後西方稍微鬆一口氣,正是因為希望他少一點「例外主義」與霸主的傲慢。瓦特認為美中對規則的分歧未必妨礙所有國際合作,未來國際秩序的發展,重點應該是北京的「平視」會否變成過度自信,與美國抑制「例外主義」的博奕。(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