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之死5】親嘗牛屎火鍋 港蘋記者:支持民主也提供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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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蘋果日報》宣布提早於當晚關閉,員工晚間在報社大樓內互相打氣。(受訪者提供)
6月23日,《蘋果日報》宣布提早於當晚關閉,員工晚間在報社大樓內互相打氣。(受訪者提供)

謠言滿天的幾個月裡,記者李止渝(化名)每逢被問起《蘋果》是否關門,總是否認。「七一?我說不會吧?我信誓旦旦,但是哎呀就猜錯了…」李止渝跑新聞5年多,進出多家新聞機構,多數時間主跑中國新聞,處理過政治和突發事件,近年加入《蘋果》中國組,「武漢肺炎的時候,就是我去的。我去華南海鮮市場做街訪,第三天就被跟蹤了。跟我的車子沒車牌,你想,可以在大陸一路駕駛還沒有車牌的人,會是誰呢?我做採訪,他就站在旁邊看。做不下去了,我就回香港。」情況愈發凶險,《蘋果》後來曾派其他記者進入武漢,多數無法成行;《國安法》落地後,李止渝的許多同事再也無法進大陸。

自由的滋味 擔煽動罪名

李止渝知道《蘋果》財務問題不佳,且港府打壓加劇,多次表示欲立《假新聞法》,行內人皆知立法是衝著《蘋果》而來。他算算時間,「我信新聞立法應該很快來,大陸反正明年就二十大(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了,港府想跟北京邀功,可能會盡快下手,找個法治的名義把《蘋果》幹掉,那也不差1、2個月吧?不至於動用《國安法》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我沒想過他們的手段會那麼強硬,沒料到6月結束之前,《蘋果》就沒了…」

他大抵知道多家港媒中國組的運作情形,其中,幾家親建制派的媒體,更不乏記者在採訪寫作上的各種「朝請示,晚匯報」情況,他舉例部分同業的日常:「寫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不能寫名字;不能寫習近平,只能寫『中共領導人』。至於誰決定要不要寫出領導人的名字?誰決定敏感題目寫不寫?如何寫?可能是總編,甚至是社長。」

「從其他媒體過來,自由度是增加非常多的。《蘋果》又是比較有錢的媒體,相比其他香港媒體,題材豐富。」對李止渝來說,《蘋果》的滋味是自由的滋味,「重要的新聞一定不會錯過,我們做很多關於大陸社會運動、維權人士的題目,內地有趣的題目也做,例如派同事上去(大陸)嘗嘗牛屎火鍋,或去找『和尚與老婆一起住在寺廟裡』的那種桃色新聞。我覺得《蘋果》讀者的心態大概是:『我支持民主,但也給我一點娛樂吧!』」

「黎智英做事方法是有爭議,但《蘋果》中國組從來不會對我們的報導做審查。基本上,我們對大陸抱有批判角度,盡量呈現全面的觀點、事實。」李止渝曾聽聞,早年中國組前輩會做中共革命元老兒女專訪,文革40年的時候,有前輩做了老舍女兒的專訪。他又說,許多《蘋果》老前輩對中國抱有期待,「就跟民主派那些大佬的思想一脈相承啦。」

6月24日,港警再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逮捕「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副總編輯、中國組主管蔣美紅接受香港商業電台訪談時證實,楊清奇被捕,加速高層商討,決定將6月24日定為最後營運日。

6月17日,港警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蘋果日報》5名高層,包含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左2)。(達志影像)
6月17日,港警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蘋果日報》5名高層,包含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左2)。(達志影像)

「(之前被捕的)黎智英、張劍虹、陳沛敏,都是高層,基本上你知道他們是負責管理的。」李止渝知道情況很糟,但直到曾任中國組主管的楊清奇被捕,他才感受到恐懼。「清奇被捕,證明了一件事:寫文字的人都被捕了。這是我們比較害怕的原因。會不會有一天他派人來說你文章有問題呢?如果他說你煽動分裂國家呢?」過去,「煽動」「煽動顛覆」等罪名,是只會在中國新聞上出現的字眼,他沒想過這罪名有日會扣在港人頭上,「煽動的定義很不明確。做傳媒的,有可能不煽動嗎?我『煽動』民眾批判、『煽動』大家獨立思考,算不算煽動呢?」

短短一週之內,經歷高層被捕、成案起訴、凍結資金等動盪之後,《蘋果》於6月23日當晚正式停運,並宣布於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6月23日夜晚,大批支持者從香港各地來到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他們亮起手機燈,當新舊員工搭著員工巴士回到辦公樓,便朝著他們大喊「撐蘋果、撐到底」。晚上9點多,一群記者走到大樓5樓天台游泳池邊,揮著燈向樓下聚集的人群喊:「多謝大家,多謝香港人。」

人群中,有40多歲的V女士和她念中學的兒子。下午4點左右,他們就撐著傘,站在雨中,從遠處望著蘋果的辦公大樓。「我現在的感覺很奇怪,我只是想過來看看這裡。這麼大的辦公樓,馬上就要空無一人。不知道幾個月後,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她自1995年《蘋果》在香港開售以來,一直是《蘋果》的訂戶,每天等著收到郵差送到家門的實體報紙。「我只想對《蘋果》的記者和黎智英說,謝謝你們為香港做的一切。」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當日《蘋果》大幅報導,頭版印著斗大的標題:「香港信有明天」。(翻攝網路)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當日《蘋果》大幅報導,頭版印著斗大的標題:「香港信有明天」。(翻攝網路)

6月24日凌晨,《蘋果》員工拿著剛剛印好的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步出壹傳媒大樓,免費送給前來聲援的市民。最後一期《蘋果日報》,加印至100萬份,頭版以〈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為題,並出版12頁特刊〈再會,給香港人的告別書〉。

事實上,此時《蘋果》網站上的文章已全數消失。網址變成goodbye.appledaily.com的《蘋果》頁面上,只剩一份白底黑字的停運通告:「《蘋果》及《壹週刊》感謝讀者、訂戶、廣告客戶及香港人一直以來的厚愛和支持。在此別過,珍重。」

去年離職後仍替《蘋果》寫外稿的港聞記者阿強說,當晚11時59分,他守在電腦前,見證一個滿載資訊的網站從有到無,按下重新整理,只剩一紙黑字。「就很痛啊!那一刻很崩潰…」李止渝則比喻:「文章沒有了,社交媒體沒有了,蘋果App沒有了,好像我的記憶也沒有了。」當晚負責撰寫最後一期報紙的記者駱嘉輝(化名)則懊惱:「沒有(備份)啦!超忙啊!那晚一直在忙,之後突然發現,我再沒機會看到我寫的、大家寫的文章了。你再有想像力,都有些東西是想像不到的。」但他又抱有希望:「也許那些東西沒刪掉?沒消失?只是網站不對外開放而已?會不會有人有備份呢?我只期待,那些文章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擔憂還沒完 工資沒著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分析,《蘋果》對於香港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一份報紙,它還是香港人公共情感的載體。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每天早上起來可能就是看《蘋果》報紙,或是拿手機看《蘋果》文章,這是構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周保松觀察,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在街上看見有人拿著《蘋果》,便知道城市裡有一些人和自己共享著同一個價值。「在報紙檔你買《蘋果》本身都是一個政治表達,或者一個暗號,告訴你we are together。」

周保松指出,《蘋果日報》對港人的意義不只是份報紙,還是公共情感的載體。圖為2019年周保松在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本刊採訪。
周保松指出,《蘋果日報》對港人的意義不只是份報紙,還是公共情感的載體。圖為2019年周保松在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本刊採訪。

「《蘋果》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只是提供資訊這麼簡單,它象徵著整個城市的記憶、集體意志、一個共同價值,」周保松說,「《蘋果》的消失,等於把承載著香港人的這個東西拿走了。香港人經歷了一個好痛苦的告別。」

周保松1997年曾在《蘋果》擔任2個月的政治版記者,負責報導七一回歸新聞。他一直記得,七一當晚下著滂沱大雨,他採訪完立法局議員辭職、臨時立法會成立,凌晨離開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的人群,回到當時《蘋果》位於長沙灣工廠大廈的辦公室,電視畫面裡,一輛輛軍車正跨越中港邊境,駛進香港。「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好多不確定性,但是沒有現在那種明確的悲觀或是恐懼。即使面對主權回歸,但都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今天好不一樣。」

1997年7月1日,《蘋果》的頭版標題為〈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A2大標為「香港回歸祖國 盛事永載史冊」「江澤民:貫徹高度自治,香港人當主人」。

不到1/4世紀,《國安法》落地,一國兩制受到嚴重打擊,《蘋果》也走入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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