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街友悲歌:遭異性騷擾、石頭及鞭炮襲擊,還要躲避政府驅趕

詹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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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持續升溫影響,日本兼職女性的失業率、自殺率大幅上升,甚至有不少走投無路的女性露宿街頭,因此衍生出不少襲擊事件。像是位於澀谷區的幡谷公車站,就在去年11月發生64歲的女街友大林三佐子,遭附近酒店的男性職員毆打致死的案件,引起街友及女權團體不滿,發起追悼及抗議。其中參與追悼、化名山野惠美的38歲女性,接受《每日新聞》的採訪,娓娓道出女街友所面臨的窘境。

山野惠美2005年從關東地區某所大學畢業後,相繼與5間以上人才派遣公司簽約,靠著臨時打工維持生計。談到為何選擇兼職而非一般公司正職,山野表示,她是「就職冰河期」的最後一代(指日本社會就業極為困難的時期,主要是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3年至2005年畢業的大學生,及雷曼兄弟事件後2010年至2013年的畢業生),從十幾歲起就看到許多人拼了命才找到工作,最後還是因各種因素而辭職,讓她對進入公司工作不抱太大期望。加上考慮到自身心理狀況不是很穩定,比起一直待在同一個職場,兼職工作或許比較適合自己,故決定過著打零工的生活。

打零工的日子持續約5年後,山野因要照顧住在關東地區其他縣的祖父母,而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不料等到半年後,她準備在2011年的夏天回歸工作時,卻發現日本政府已在2010年決議通過《勞動者派遣法》修正案,禁止單日及雇期不滿1個月的兼職契約,讓即將邁入30歲大關的山野十分錯愕。等同失業的山野在無奈之下,只好暫時寄住在另一名也失業的朋友家。

但因朋友失業無法收留自己太久,加上311東日本大地震才剛發生沒多久,日本經濟、民眾心理狀態都不佳,讓情緒本來就比較不穩定的山野倍感壓力,因此失去找工作的動力。出身單親的山野,在無法投靠同為兼差工作的母親的情況下,雖曾考慮申請生活保護補助,但因當時社會對於申請補助的人抨擊不斷,加上要申請相關補助,必須要提出詳細成長經歷,且之後的生活也會一直受到管控,讓她心生抗拒,最後決定放棄申請。

開始街友生活

無處可去的山野,最後在2011年的秋天透過朋友,在東京都內的河岸邊開始「生活」,利用從商店等地收集的廢棄材料、紙箱,及在百元商店購買的釘子、封箱膠帶,打造勉強能容納一人的小屋。小屋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除有卡式爐及鍋子外,還備有即食白飯、咖哩等微波食品,只要簡單加熱就能填飽肚子;廁所及生活用水則全靠單車車程約3分鐘的公共廁所及洗手台。

工作方面除打打零工外,山野還會撿附近的飲料罐賣錢,回憶起那段露宿生活,山野透露自己當時並沒有覺得生活很「悲慘」,認為比起寄住朋友家,靠自己賺的錢生活更有實感。並稱過去租屋時,往往得為了生活費拼命工作,就算碰上黑心公司,為了生活也只能咬牙忍耐,進而讓黑心公司「活」得更久。與此相對,露宿生活只要賺夠最低開銷就好,讓她感覺自己可以從「血汗工作」中解脫。

難以迴避的「騷擾」

然而,露宿生活並不總是事事順遂,除季節轉變的天氣變化,常讓山野必須在炎熱的夏天改到網咖生活外,在收集飲料罐時,她也常碰到居民叫她不要拿走飲料罐,或跟其他街友「搶地盤」的情形。不僅如此,山野還碰過高中生對著她的小屋放鞭炮,或有陌生人一直盯著小屋,在附近遊蕩,等到她真的受不了問對方「有什麼事?」時,遭對方惡言相向還向她吐口水的情形。

在這些「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中,最令山野不舒服的就是來自男性的搭訕。她表示自己不論是走在街上、待在小屋時,都會有陌生男生向她搭話,表示會給她飲料罐賣錢,或是直接說要給她錢。

「在還沒開始露宿生活前,我從來沒有在街上被人搭訕或搭話過。所以當我以穿著簡陋、十分不起眼的外貌被搭訕時,我常會覺得那些人(指搭訕男性)的眼神不是覺得我很『漂亮』或『可愛』,而是覺得我是個窮女人,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會照做。直到現在,只要想起那時候的經歷,我還是會覺得很噁心。」

「碰到有人搭話時,我雖然當下多半會禮貌地微笑回應,但隔天一定會盡量去不會再遇到對方的地方撿飲料罐。」「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為什麼我不乾脆地直接冷處理或拒絕對方,但考慮到露宿在外,對方知道你住在哪裡,女性的力氣又不敵男性,就算遭到報復也沒有能力抵抗,所以即使我心裡十分不樂意,也只能假裝禮貌地微笑、委婉地拒絕對方。」

據厚勞省統計指出,日本2019年總計有約4555名露宿生活者,其中女性僅佔171人,為全體的4%。不僅女街友十分少見,就連負責「慈善廚房」的職員也多半是男性。山野表示,她曾聽說因女街友人數較少,故過去不少來支援的女性常會遭到男街友騷擾,導致女性職員不願意參加相關活動。

從街友生活畢業

除不時會發生的騷擾事件外,與行政人員的「搬遷攻防戰」也讓山野筋疲力盡,最終決定結束長達約5年的露宿生活。山野除在2015年找到月租25000日圓(約合新台幣6798元)的租屋外,還在徵才雜誌上找到領日薪的運輸業相關工作,每個月約有15萬日圓(約合新台幣4萬元)的收入。

原以為生活會就此好轉,不料受新冠疫情影響,原本預計會是搬家繁忙期的2至4月,突然工作量大減,直到5月底都沒有改善,最後在7月下旬的工作結束後,公司就再也沒有和山野聯絡。再度失業後,山野雖一度考慮重新開始露宿生活,但考慮到現今公共空間管理及規定,與2011年相比嚴格不少,不像過去可以住在公園、河邊,現在只要躺在長椅上睡覺,管理員看到監視器後很快就會來趕人。

與日俱增的「女街友襲擊事件」

除公共空間管理變嚴格外,女街友的人身安全也較過往危險,山野表示,除去年11月遭人毆打頭部致死的大林女士外,去年1月、3月也有女街友遭人殺害或毆打致死的案件。她認為這些案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實際上還有更多遭民眾厭惡,甚至動手毆打的女街友。並稱大林女士的事件,讓她不禁想到自己將來上了年紀後,也有可能像大林女士一樣,獨自坐在公車站生活。

另一名成立女性露宿生活者團體「NORA」的女性也表示,她也曾在疫情規模擴大後,遭民眾丟石頭及鞭炮,表示許多因疫情失業的女性就算決定開始露宿生活,在街上搭帳篷、放睡袋或棉被,也很快就會遭到公園及道路的管理員撤除,有些甚至會直接沒收。為了要躲避管理員或政府人員,這些女性往往只能四處流浪,不但睡不好覺,還被社會孤立,無法得到應有的支援,呼籲政府在這種非常時期,不要再驅趕街上的街友。

女街友團體成員:上位者不改變態度,大眾也不會改變

針對大林女士案件,這名女性主張,透過這次的襲擊案件,可以充分看到政府人員對於「消除街友」的態度,認為這起案件並不全是加害者的問題,政府人員想要打造什麼樣的街道、以什麼族群為優先考量對象,都是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同時表示在疫情爆發的非常時期,政府應保護處於弱勢的貧困人士,而非較富有的地主、老闆等,認為身為上位者的政府若不率先出面保護貧困人士,便無法改變大眾對於街友等弱勢族群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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