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關係改善關鍵不在岸田 在下屆韓國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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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5日,日本第一百任總理岸田文雄在和美、印、澳、中、俄等國進行了首腦通話之後,在就任第12天終於與韓國文在寅總統舉行首腦通話。圍繞歷史問題,兩國首腦仍處於各説各話的平行態勢,岸田首相的冷淡態度也表明與韓國相關的懸案不包含在日本外交的優先順序中。

不只是過去史懸案,韓國整體在日本外交位階上不斷降低,安倍政權之前,日本尚且承認日韓兩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加藤達也案後,安倍晉三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不再冠以價值觀共用,只稱韓國是極爲重要的鄰國,菅政權任內也延用此種表述,而岸田文雄就職演説則進一步降低,只稱韓國是日本重要的鄰國。與日本態度冷淡相反,此前被選爲自民黨新任總裁時,韓國媒體和商界期待隨著日本政府換屆,韓日關係能夠得到改善,韓國政府也積極要求對話解決爭端。

拖延戰術落空

川普時代,韓美之間發生了駐韓美軍防衛費用分攤爭議,所幸奉行孤立主義的川普政府被奉行多邊主義的拜登政府取代,對於美國「政策」的變奏,韓國的緩兵之計得以奏效,但是,不論是安倍、菅義偉還是岸田文雄抑或其他政客當選日本首相,國家間的「契約」都不會單方面毀棄,岸田政府的對韓政策和岸田本人鷹派還是鴿派屬性無關。

韓國總統個人的統治風格、對日認識、政策定向等個人要素在對日政策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但不能以己度人認爲日本也會如此,拖延戰術故智重施無法對日奏效,更何況,岸田文雄作爲安倍時期的外相,本身還是2015年12·28慰安婦協議和2015年明治時代工業遺產申遺攻防的當事人,更不會在歷史議題上讓步,而美國總統拜登雖重視盟國合作,韓日關係對韓美關係很重要,但也不會接受當年拜登參與斡旋的12·28慰安婦協議被韓國單方面毀棄。

韓日關係陷入僵局的原因是韓國沒有遵守約定,韓國卻認爲是安倍心血來潮才對韓強硬,如果病因診斷錯誤,當然也無法治療,換言之,如果現在韓國對日本新政府期待的是韓國可以不遵守承諾蒙混過關的話,那麽無論誰當選首相、無論怎麼談判都無法打開僵局。

考慮到日韓兩國的經濟實力,彼此間的依賴程度和對美同盟形勢,在慰安婦和應徵勞工議題上最終妥協的一定是韓國,反倒日本只需要以拖待變,等到明年五月第二十任韓國總統就任之際即可。

韓國政界存在保守和進步陣營的對決,二者各從解殖的不同思路延伸而來,保守陣營傾向於解殖的國際性因素,以國家本位強調與他國合作應對危機;進步陣營則強調解殖的自主性因素,以民族本位強調南北和解與協商,如果下一任是保守陣營候選人當選,至少對改善關係的條件創造起到積極作用。

日韓關係的自由落體,其變因是韓國大法院2018年的判決,如果說菅政權任內韓國有什麼改變的話,就在於慰安婦問題和徵用工問題都出現了與以前不同的判決,在一月份前慰安婦訴訟中,出現了要求日本政府支付賠償的判決,而四月份的另一起慰安婦訴訟中,法院適用國家豁免原則駁回訴訟;大法院全體合議庭在2018年下半年做出勞工勝訴的終審判決後,在今年六月份的另一起徵用工案件中卻適用大法院全體合議庭的少數意見駁回勞工訴訟,八月和九月則兩度適用訴訟時效駁回另外的勞工訴訟。

法院判決之外,文在寅此前主張日韓協議無法解決慰安婦問題,要求重談,今年一月的慰安婦判決後則承認了慰安婦協議的有效性,但逆轉的判決和變遷的表態之外,韓國政府沒有提出現金化問題的實質解決辦法,比起協商,首先應該由韓國方面提出解決方案。

目前情況下,兩國政府的談判餘地十分狹小,日本政府希望中止日本企業資產的現金化,但現金化是原告勞工方面的權利,韓國方面沒有中止執行的許可權,但不代表能夠以三權分立爲由消極以對,比如可以考慮頒佈行政立法代爲賠償。

目前日本希望韓國停止涉訴日企資產兌現,韓國希望日本撤回制裁措施,兩相比較,韓國促使日本坐到外交談判桌前意願更強,但即便舉辦首腦會談,也存在包括法律、政治和歷史認知不同層面的結構性問題橫亙其間。

日韓爭議點列表

解鈴還須系鈴人

目前兩國民間提出的解方包括德國模式和中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那種承擔都是道義責任而非法律責任。

由韓國媒體和政客提出採取德國模式,即吸納德國企業和德國政府資金,成立於2000-2007年的記憶-責任-未來財團處理納粹政權對強制勞動的賠償問題,但德國與相關國家邦交正常化時,政府沒有支付補償金,日本再次支付相當於重複賠償,也很難接受。更何況韓國過去單方面解散慰安婦財團,已經自毀退路,如果再建立一個諸如戰時勞工財團的話,下一個政權很可能也會說這個財團不夠完善,尋找諸如未承認殖民統治非法性、未承認徵用的法律責任等理由重蹈慰安婦財團覆轍。從韓方違約失信記錄上來看,日本也無法同意這種提案。

另外,日本有學者和律師提出採取中國模式,即涉訴企業出資和解,目前有2000年鹿島和解、2009年西松和解和2016年三菱和解三件案例,但2007年4月27日判決的西松建設案和2018年10月30日判決的新日鐵住金案有別,中國勞工沒有支付工資,但是韓國勞工有支付;當時日中處於交戰關係,日韓處於殖民統治關係;韓國籍勞工當時作為日本人是同樣的待遇,但是中國籍勞工在收容所的監視體制下;日本出資的3億美元無償資金包含個人補償用途,但日中之間卻沒有這樣的出資;427判決資方勝訴,唯在日本最高法院判決附言中期待西松建設與勞工庭外和解,之後的西松和解也是承擔道義責任的補償,1030判決則是判定勞工勝訴,韓國大法院用偏頗的方式突破了被告的抗辯理由,要求承擔日企法律責任進行賠償,涉及扣押資產,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要求當初代收個人請求權的韓國政府負責應徵勞工的法律救濟,而不是訴諸民族情感,適用偏頗法理讓日方重複賠償,所以很難無視而這情況的差異,對韓國徵用工比照西松建設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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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西松建設案不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最高法院判決書附言的精神,即當事人之間自發解決。涉及到外交的過去史懸案,應該適用司法克制主義而非司法積極主義,外交和歷史問題本身不適合在法庭上透過判決解決,適合在法庭外當事人之間自發和解,避免歷史議題司法化、外交化和政治化。

與慰安婦議題不同,徵用工議題涉及的主體是日本企業而非日本政府,民間自發庭外和解可以避免官方越俎代庖,符合韓國方面的受害者中心主義,日企自發做出應對也不違反請求權協定,同時日企得以避免資產現金化和企業形象惡化。

日本政府能做的也只有使法務省和外務省不再阻止日企自發與勞工協商,對於民間自主和解採取不干涉的立場,韓國政府能做的只有承認對請求權協定的效力和適用範圍存在爭議,以及12·28慰安婦協議的有效性,即日韓政府間最終不可逆地得到了解決,如果還有剩下的就純粹是韓國的國內課題。

比較可行的方式恐怕是道歉和賠償二分,由當初代收請求權的韓國政府替代日企負責支付精神撫慰金,日本企業和韓國勞工以締結文書的方式庭外和解,資方承認受害事實並承擔道義責任,再追加立碑、慰靈或捐助博物館、學術研究等相應表示,勞方接受和解並放棄提起訴訟的權利,徵用工議題以民間和解的方式得到最終不可逆的解決。

但和解恐怕要日韓至少就法律觀點上未能達成一致,否則代收了請求權的韓國政府代爲賠償承擔的就不是法律責任而成爲道義責任了,2007年和2010年針對徵用的特別法就是如此。就請求權協定的效力和適用範圍,不僅日韓政府見解各異,韓國政府和韓國法院看法也不一致,連韓國法院之間也產生了不同見解。

法律上的解決只能訴諸仲裁或國際法院,如果韓國的立場正當,就沒有理由回避通過第三國的仲裁程式或國際法院尋求解決方案,即使得出不利的結論,通過國際性、中立性的仲裁得出結論,韓日兩國政府也應欣然接受,這可能會成為法律層面的出路。

兩國政府的談判餘地只剩下確立擱置過去史懸案(其核心是殖民統治的合法性與否)的共識,比如技術性的分割不同議題,防止議題跨界和共振,如官方爭端和民間交流分開、過去史懸案和經濟安保合作分開、不同懸案分開解決,歷史議題從外交場合退場,納入韓國內政與學術化的軌道,具體的談判解決也是勞資雙方而非日韓政府談判。

川普時代,韓美之間發生了駐韓美軍費用分攤爭議。(湯森路透)

政治層面則是對韓國自主性和合作性的界定。作爲燭火政權的文在寅在徵用工和慰安婦議題上強硬,不僅是對任保守政府的改弦更張,更試圖單方面清算六五體制,《請求權協定》是六五體制的支柱,其中12·28慰安婦協議是《請求權協定》的補丁,徵用工訴訟涉及《請求權協定》適用範圍和效力的判定,韓國認為當時日韓的國力差距是壓倒性的,處於冷戰最前線的韓國,相較於過去清算,只能優先選擇美日韓南三角安保和經濟合作;而如今實力增長(產業化)和政權更迭(民主化)之際,試圖主導半島和解、借力中國崛起,超克六五體制所編織的安保-經濟三角,自認為即使韓國降低對美日合作也能維持國家安全,保持經濟增長。

日本與之相反,試圖維持六五體制下的安保態勢,但六五體制是舊金山體制的延長線,韓國主張對日賠償強硬的清算政策,不論是當初日韓會談還是現在都和美國的利益不符,考慮到國家實力和地緣政治,美國往往重日輕韓,美日同盟的優先級和重要性也高於美韓同盟。

短期和長遠來看,清算六五體制也違背韓國利益,北韓從來沒有不會因爲韓國的善意而改變既定國策,僅憑韓國力量無法應對半島和平和朝核議題,但韓日關係則是韓國可以解決的,把國運押注在不同陣營的中國和北韓上,把所謂殖民殘餘和保守勢力掛鈎,一舉清算,實現所謂的民族正氣,只會使得激化韓國社會內部的分裂,使得安保和經濟都陷入危機。在冷戰遺緒未消、新冷戰結構重臨的態勢下,六五體制依然是韓國安全和繁榮的基石,韓國為了清算過去而單方面退出六五體制,恐怕是安全和繁榮的雙輸。

最近一年,在投入巨大外交資源的北南韓關係沒有實質性進展情況下,文在寅政府不得不釋出對日和緩信號,為了糾正歷史錯誤而不自量力地試圖超克六五體制,安保和經濟反受其害,最後不得不回到原點放低姿態,可看作試圖超克六五體制但最終失敗的軌跡。

最後,矛盾的底層還是歷史認知,歷史認識難以一致,政治解決只不過是暫時妥協的產物。如果韓國不從反日教育和反日神學中改變,日韓關係很難開新局。真正要清算的是帶有性理學「斥邪衛正」色彩的反日神學,包括虛構的對日戰勝史觀、反日無罪心理驅使下的忠誠競賽、面對日本時永恆受害者的框架、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和國民情緒擊穿正常法理與規則的正義強要,民主體制下,如果不改變國民情緒,政界的外交選擇也會受其掣肘。

撫今追昔,文在寅政府的最惡劣處,在對日外交重複了金泳三政府時期以導正歷史之名使經濟受損的悲劇,日韓關係的癥結不在於兩國領導人誰在其位,而在於韓國對日暴走形塑了積重難返的信任赤字,能夠使雙邊關係走出開門停業狀態的,也只有下一屆韓國政府切實遵守國家間的約定。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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